大約過了兩天，我家的門鈴響了，我出去開門，一個身材魁梧的青年，戴著鴨舌帽，跨在一部重型機車上面。「我是陳永興……」我們終於見面了，他的神情有些嚴肅，不善於迎逢客套，卻自然流露一種關懷別人的精神力量。從此，他成為我的莫逆之交，我們建立了情逾手足的友誼。古人說「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我們不僅以文會友，更是以理想、以對台灣的深愛會友。
永興在高雄醫學院也因為校刊文章，以及呼籲「軍訓教官退出審稿」，而被記兩大過兩小過，也差一點被退學。
我們這些「無可救藥的傻子」終於結合起來了！直到現在，我們都還並肩作戰。
認識陳永興之後，開始知道他的很多生長過程，更認識到他的人格特質。
自孩童時代起，陳永興就是一個愛哭又心軟的小孩。他沒有像蔣介石小時候看魚的經驗，可是陳永興小時候看到街上有出殯的行列經過，他卻會和喪家一樣哭得很傷心；有一次他望著家裡鳥籠中的兩隻小鳥，覺得他們無自由很可憐，就偷偷打開鳥籠放生，結果討來父母的一陣罵。直到當了醫學院的實習醫師，他仍心軟愛哭，醫院裡有病患病逝，他也跟著家屬哭泣，指導教授警告他當醫師必須堅強不許亂哭，他才堅忍下來；他上了初中之後，父母給他零用錢，他總是嫌不夠，每天中午帶的便當，他總是要求盡量多裝些飯菜，可是，晚飯時回家又餓得不得了的樣子。這引起父母的注意，經過查訪，才曉得原來他的零用錢都送給家庭窮困的同學了。每天的便當，也固定幫助一位同學，由兩個人分吃（我小學時竟然也有將便當與同學分享的相同經驗）。
1968年，永興已經是高雄醫學院的大一學生。有一天報載高雄地區有個人家，父母俱亡，遺下3名孤苦無助的小孩。永興看到了，按著報載的地址找到這3名孤兒，最大的男孩小學六年級，依次是四年級、二年級。他們在父母的靈前哭著焚香。永興擁著他們，把帶去的東西和錢給他們，最大的男孩顫聲哭泣。就這樣子，從1968到1969這一年之間，陳永興每個傍晚都強迫自己由學校匆匆趕回家，吃飯、洗澡，然後瞞著家人出去當家教，把每個月家教所得的600元，加上自己原有的600元零用錢，拿去幫助那3名孤兒。
進一步，陳永興在學時期又發動高醫的同學，組成醫療服務隊，每星期一到六輪流分派一個小組到高雄市中正路的浸信會私立麻痺兒童育幼院去義務工作。一方面替麻痺兒童進行物理治療，一方面指導他們的功課，陪著這些父母不管的孩子玩。這種工作歷時3年半，他都瞞著家人，直到有一天許多小兒麻痺的院童到他家裡要找「陳老師」，才被家人知道。在麻痺育幼院工作的同時，他也參加高雄「生命線」的義工服務，做了兩年多的義工。（以上的事蹟，我是從郭楓老師和陳媽媽得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