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醫學院的醫科學生顯然不滿足於僅只在都市裡面當義工，1973年（這一年我在政大讀大三），已經是高雄醫學院醫科五年級學生的陳永興，糾集了一群在各大學院校就讀的朋友（他們都曾經於高中時代一起住宿於台南市的一所天主教的學生宿舍─「百達宿舍」），組成了「百達山地服務團」，利用寒暑假，奉獻出自己的時間、勞力、精神、金錢、愛心與智慧，深入南台灣的山地─霧台、大武、阿禮、佳暮、去露和好茶等6個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山地部落，去從事多方面的義務服務工作。工作的內容包括醫療服務、農業指導、學童課業輔導、青年問題座談、民眾教育、社區調查、家庭訪問、土木測量、工程建築、儲蓄互助講座、烹飪示範……。所有的醫藥、書籍、文具、運動器材、衣物，都是由團員自己辛苦募款籌來的。這個山地服務團每年暑假上山一個月，寒假上山兩週，參與服務團的青年朋友，前後遞傳有數百人。
從以上的事蹟，讓我了解永興兄的人格特質與人生觀。這種人生觀，是以天下蒼生為己任，而不是在乎世俗的薪水、地位、權貴。那些以薪水、地位、權貴為目標的人生，可能可以躍居「人生勝利組」；但是充滿Social concerning的理想主義者，可能就在失敗與挫折中奮進，永不滿足。所以永興對生命的領悟是：
「人的存在是先天本能的反抗所作的自我選擇；
生命的本質是經常痛苦的思想不斷的自我衝擊。」
他的自我選擇、自我衝擊，讓他做了很多一般「人生勝利組」不見得想做的事情，例如：
戒嚴時期參與黨外民主運動，糾合朋友幫忙黨外人士（如康寧祥）的選務；參與與康寧祥的《八十年代》雜誌的創辦。
接辦瀕臨停刊的《台灣文藝》，時間長達6年，為延續台灣文化與文學的最後一脈香火。現仍創辦《民報》與《民報文化雜誌》，為台灣本土文化持續播種。
他於1990年野百合學運時呼應學生訴求，要求政府召開國是會議，並成功邀請廖述宗、張富美等海外台灣人重要學者返台擔任代表。而陳永興於國民大會代表任內，並擔任黨團總召集人，發起台北火車站前五天四夜大型抗爭，成功擋下當時由國民黨的施啟揚、馬英九主張的「委任直選制」，讓當時李登輝總統重新思考「總統直選」的可能性，是為台灣民主政治史上最璀燦的一頁，最後成功於國是會議通過「總統直選」決議。
1987年二二八事件40週年，陳永興擔任台灣人權會會長，結合鄭南榕與李勝雄等人，組織「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擔任會長，隨後結合宗教及文化、學術界社團發起「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歷經多年努力終於使二二八禁忌得以打破，使二二八受難者獲得賠償與平反並促使將每年二二八該日頒訂為國定紀念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