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是李登輝日式菁英風格的核心，隨著他的過往已經成為歷史典範，台灣的「場所的悲哀」依舊存在，新的時代精神要以何種面貌出現呢？
李登輝是一位複雜的歷史人物，因為他個人的複雜性與時代的複雜性相互映射。
出身台灣的鄉紳之家，祖父任保正，父親為刑事警察，那是當時台灣人能達到的最高公職。李登輝本人念到京都帝國大學，任砲兵少尉，接受完整的帝國菁英教育。在現代性知識的追求、心智的磨練與世界格局的見解，即使以當時日本人的標準而言，都是少數菁英人物。
李登輝與蔣經國治術的共同點
戰後以技術官僚身分加入國民黨黨國體制，這種日式菁英特質根本不見容國民黨體制，只能深沉內斂，即使如此，也只有蔣經國這種留學蘇聯的人才敢不次拔擢。小蔣過世之後，在主流與非主流的權鬥中，李登輝以行政院長一職為轉換樞紐，將李煥的黨權與郝伯村的軍權一一剝除，最終登上權力巔峰。
如果故事只停格在此，那李登輝與謝東閔、林洋港、邱創煥等台籍政客也沒什麼太大差異。但李登輝的日式菁英特質在權力逐漸穩固之後逐漸展露，並以此進行一連串超展開的政治改革。
對內推動一九九一年的修憲、九二年國會全面改選、九六年總統直選，奠定了今日台灣「寧靜革命」的民主轉型路徑；對外則延伸台灣民主的主體性，在美中強權夾縫之中，勇敢表達「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台灣已經是第二共和」、「台灣與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等想法，至今這依然是台灣主權地位論述能夠推展的最極限位置。
這種轉向，讓李登輝在九六年的總統選舉中，以「一個半的黨主席」藍綠通吃，大勝民進黨候選人彭明敏。
國民黨政權從蔣介石的內部殖民，到蔣經國的威權體制一路演化，之所以還能在台美斷交與民主化之後維持目前局面，都是受惠於蔣經國與李登輝的餘蔭。李登輝一直到晚年都還自稱是「蔣經國學校的學生」，顯然這點對他而言，並非只是工具性話術。他主導的寧靜革命與蔣經國的改革，的確都帶有一種威權體制對抗爭者先發制人（preemptive）的策略。
這種策略一開始是壓制抗爭者，一旦壓制不了就超前部署，以開放之姿承認抗爭的合理性，但要求抗爭者必須退讓到體制內設定的改革進程，從而收割整個改革成果。
李登輝必須進行民主改革的一個重大理由是，做為第一個台灣人總統，援引民氣的民主改革，正是他用來對抗非主流黨政軍同盟的重要武器。他巧妙地將個人的政治利益與台灣集體長期利益結合，推動台灣走向進步的一面。但改革而非革命，改革的目的是在符應個人設定的政治目標下進行。
從場所的悲哀發展出台灣認同
這是蔣經國與李登輝政治治術共同的特色。蔣經國的「英明領導」與李登輝的「民主先生」，都是這種務實治術的成果。它的代價是台灣社會對轉型政治的和稀泥、保守勢力的盤根錯節，以及在威權體制下，被損害與被汙辱的人們在肉體與思想上沉寂無聲地死去。
但李登輝跟蔣經國有一個根本的差異，那就是台灣認同的本質性差異。蔣經國的「我也是台灣人」，是一種替國民黨外省菁英尋求安全下莊的和解可能；但李登輝非但沒有這種問題，而且還清楚表明，台灣認同來自於一種特殊的「台灣人的悲哀」（日文稱為「場所的悲哀」）。
這種悲哀源自於台灣獨特的地緣政治位置，以至於不斷成為不同強權間兼併的獵物。在不斷轉換的外來政權中，島民處於一種既非真正日本人，也非真正中國人，只好自稱為台灣人的認同根源。這就是蔣渭水拒絕殖民政府同化政策的「台灣人特殊之情事」。所以李登輝宣稱這種「場所的悲哀」不是他個人特有的情懷，而是一整個世代人共同的感受。
對這個集體受苦歷史根源的反省、宣講與實踐，在李登輝晚年成為他一種超越自我的宗教獻身（我是「不是我的我」）。隨著習政權對台灣越來越激烈的壓迫行為，這個台灣認同終於明確地上升到民族認同的位置，而李登輝則成為這個認同的象徵。新黨與中國政府對他最恨之入骨的地方，卻是許多台灣人把他當成精神領袖的理由。
新時代精神如何展現
二○一二年李登輝以九十歲高齡來中山大學演講，聽眾擔心老人家體力，請他坐著講，他堅定地拒絕：「站著講比較有精神。」就這樣全程站了兩個半小時，全場後生小子為之肅然，日式精神風格穿透了整個會場。這不禁讓人聯想到托克維爾的名言：「決定一個政權存亡的不是公共政策，而是政府的精神。」
李登輝日式菁英風格已經成為歷史典範，台灣場所的悲哀依舊存在，新的時代精神要以何種面貌出現呢？無法回應這個時代要求，總以理想要求他人，以現實寬待自己的人，即使位高權重或網路聲量高張，稍微拉長歷史來看，都不過是碌碌之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