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的改革
鄧小平主政前，中國農村裡有八億人口，五萬多個人民公社，每人平均年收入只有七十五美元，都一樣赤貧。一位新華社記者到安徽省鳳陽縣採訪，看見十戶農家有四戶沒有大門，三戶沒有桌子；一家十個人只有三個破碗，六條棉褲。鄧小平早在大飢荒時就已支持劉少奇、鄧子恢搞過「包產到戶」，這時為了要迅速取得改善，自然是決定再走老路。
實際上，鄧小平手下的兩名大將萬里和趙紫陽從一九七七年起已經分別在主政的安徽及四川兩省開始試行包產到戶，或允許農民經營副業。許多農民很快地翻身，民間因而流傳一個順口溜：「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鄧小平後來將兩人都升任為國務院副總理，萬里主管農業，趙紫陽負責經濟體制改革。不過由於仍有很多地方幹部的思想還停留在「農業學大寨」，鄧小平並沒有強制全國各地都要搞包產到戶。但地方領導再怎麼保守，最終也擋不住農民強烈的要求，只能順著浪潮走，改革於是加速。
一九八二年一月，中共中央發布第一號文件，允許農民自由選擇各種責任制。中國五萬多個人民公社自此逐漸解散，改為鄉、鎮政府，人民公社下屬的生產隊改為村民委員會。但也有少數公社不肯解散。過了三十年，全國只剩下一個人民公社，位於河北省晉州的周家庄。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比起農業來說，工商經濟的改革就複雜多了。由於中共過去的經驗明顯不足，鄧小平決定派國務院副總理谷牧於一九七八年五月率領一個龐大的代表團到國外考察。谷牧回國後，建議引進外資及技術。中共中央於是開始規劃相關的措施。但在其間也因為經驗不足而發生混亂脫序的現象，以及保守分子要求踩煞車的情形。以下分別敘述。
設立經濟特區，引進外資及技術
一九七九年七月，中共中央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地試辦「經濟特區」。被選定試辦特區之一的深圳這時正發生人民偷渡到香港的大逃亡潮，其原因是兩地人民收入差距太大。香港的人均所得已經接近四千美元，是中國的十幾倍，所以只要偷渡到香港，就算做苦力，每月也能賺到一、兩百美元，等於在家鄉全年的收入。中國派軍警持槍在邊界日夜攔阻，每天也還是有數以百計的人偷渡到香港。港府只好出動巡警捉捕偷渡客，送上卡車，立即遣送回廣東。偷渡客全都衣衫襤褸，面黃肌瘦。這樣的畫面每天出現在世界各國的電視和報紙上，對英國和中國都造成極大的壓力。中共中央只得同意深圳發展「邊防經濟」，養豬、雞、鴨、魚，種菜、種果樹，就近供應香港市場。香港也有人接受招商，到深圳辦工廠。不到兩年，深圳人民大多已經富裕起來。珠海、汕頭、廈門的發展雖然沒有像深圳那樣快，也取得不錯的成績。
一九七八年一年間，中國決定引進二十二個特大型的項目，包括石油化學、化纖、 鋼鐵等，總金額達到六十八億美元，其中規模最大的寶山鋼鐵廠（簡稱「寶鋼」）就用去一半的資金。寶鋼與日本新日鐵合資及技術合作，雖然在興建期間遭遇重重的阻力，在一九八五年完成第一期工程，年產能六百萬噸粗鋼，而更重要的是品質優良，由此奠定中國鋼鐵及下游工業的基礎。
國有企業及鄉鎮企業的競爭
在改革開放的風潮中，沿海各地有許多既有的國有企業及無數新崛起的鄉鎮企業都急著要搶進。鄉鎮企業中有由農村的黨委書記領導村民興辦的集體企業，也有由個人興辦的純粹私營企業。改革開放後不過幾年，全國的鄉鎮企業已經超過百萬家，其中以浙江溫州一地最火紅，達到十幾萬家。
但由於鄉鎮企業企圖心超強，勇於冒險犯難，甚至違法違紀，保守的國有企業完全無法與其競爭。政府的態度卻明顯地偏袒國企，又為了要打擊歪風而突然在一九八二年初以「投機倒把」「嚴重擾亂經濟秩序」為名，逮捕溫州市柳市鎮號稱「電機大王」「線圈大王」「螺絲大王」「舊貨大王」等八名超級個體戶，史稱「八大王事件」，震驚全國。統計一整年，全國共有三萬人因「經濟犯罪」而被判刑。鄉鎮企業如驚弓之鳥，不得不收斂。
不過整體而言，中國朝向改革開放的路線確定不變，也取得極大的進展。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召開十二大，鄧小平在致詞時第一次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說法，但在外國人看來，新中國無疑已有資本主義的色彩。
保守派與改革派的爭論——陳雲的「鳥籠理論」與鄧小平的南巡
經濟改革雖然取得成功，卻引起中共內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爭論。改革派以鄧小平為首，主張改革要快，力度要大，陣營中包括胡耀邦、趙紫陽、萬里及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勛等。保守派以陳雲為首，主張選擇性地緩進，反對一下子做太大的變革，陣營裡包括李先念、姚依林、胡喬木、鄧立群等。陳雲對江浙地區特別不放心，說那裡是「歷史上是投機活動有名的地區，壞分子的活動都熟門熟路」，堅決反對在江浙及上海設經濟特區。鄧小平只得忍讓。
事實證明陳雲的憂慮並非無的放矢。經濟特區試行不久，果然出現一些經濟犯罪，有走私中飽，有投機詐騙，有貪汙受賄。其中幾個特大的案件甚至驚動中南海。陳雲因而在一九八二年年底提出一個「鳥籠理論」，說：「搞活經濟是對的，但必須在計畫的指導下搞活。這就像鳥一樣，捏在手裡會死，要讓牠飛。但只能讓牠在合適的鳥籠裡飛。沒有籠子，牠就飛跑了。籠子大小要適當，但總是要有個籠子。」
但鄧小平無法忍耐，突然在一九八四年元旦後親到深圳、珠海巡視，並發表講話讚揚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他說：「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國務院隨即發布命令，選定天津、上海、大連、青島、寧波、溫州等十四個城市，對外開放投資及貿易。經濟風向於是迅速轉變，只要是有敏感度的人都能強烈感受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已經來到。許多人決定創業從商，說：「我們都下海吧！」
經濟活動失序及「價格雙軌制」引起的混亂
不過經濟活動從此時起也越來越失序，違法亂紀日漸猖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海南汽車案」及「福建晉江假藥案」。海南行政區的官員利用中央給予的特權大發進口汽車、彩電的批文，在進口後違法轉賣到內地各省市，獲利超過十億人民幣。福建省晉江市則是有五十幾家黑心藥廠分別製造心臟病、肺病、肝病、胃腸病偽劣假藥，賣到醫院裡給病患服食。海南和福建黨委書記在案發後都被撤職。
但國有企業早已在這一波新的競爭中又大敗虧輸，保守派於是再一次挺身保護代表正統計畫經濟的國企。一九八五年初，國務院宣布實施「價格雙軌制」，要求鄉鎮企業購買原材料時支付比國企高的價格。不僅如此，銀行利率和進出口匯率也有雙軌制。然而，雙軌制直接加溫「倒爺經濟」。國企只需把買進的原材料倒賣給鄉鎮企業，立刻可以獲取豐厚的利潤。有時同一批原材料被倒賣二手、三手、四手。總之，無論國家如何嚴令禁止投機倒把，利之所趨，無從禁絕。
中國經濟改革中的政治風向
改革開放起動後，華國鋒下台只是時間問題。一九八○年初，中共中央決定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職位，由胡耀邦擔任。華國鋒擔任的國務院總理、黨主席及軍委主席三個職位也分別由趙紫陽、胡耀邦和鄧小平取代。所謂的「鄧胡趙體制」由此形成。實際上胡、趙兩人只是鄧小平的助手，都必須向鄧小平請示。不過保守派認為胡、趙有思想自由化的傾向，並不放心，與胡耀邦更是常常發生衝突。
例如，保守派曾發動圍剿一名作家白樺，認為他公然醜化社會主義，又提倡人道主義，獲得鄧小平支持。保守派接著鼓動發起一項「清除精神汙染運動」，也得到鄧小平同意。但胡耀邦和趙紫陽對鄧小平進言，認為無異是文革再現，鄧小平才勉強同意煞車。不過保守派已因此而與胡、趙兩人更增嫌隙。
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有一個現象：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人起而挑戰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左派因而不安，認為自由化氾濫，必須打壓；但打壓過一陣子後自由化又冒出頭，左派無法忍受，又建議打壓；如此循環。直接地說，其根本原因是中共始終拒絕改革政治制度，不容有人挑戰社會主義。不過鄧小平卻在一九八六年六月突然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他說：「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總的來講是要消除官僚主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調動人民和基層單位的積極性。」
鄧小平為什麼突然改變態度呢？有很大的原因是蘇聯共產黨出現一位新任總書記戈巴契夫，宣稱也要進行改革開放，並且是同時進行經濟及政治改革。戈巴契夫給國際社會的印象比鄧小平更開放，更大膽。鄧小平受到壓力，不得不回應。
＊作者業餘研究歷史，現職專業寫作。 2010年出版第一本著作《另眼看歷史－部有關中日韓台灣的多角互動歷史》，榮獲2011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共產世界大歷史：一部有關共產主義及共產黨兩百年的興衰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