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劉曉波，是八十年代的兩個「激進之徒」，卻在國內未曾謀面。因為八九年晚春他飛蛾撲火似的從紐約趕回北京，一頭紮進天安門廣場之際，我在北京卻已經琢磨躲藏、逃亡了。
我與曉波失之交臂。他在國內堅持抗爭，幾進幾出監獄。我逃到海外偏遭車禍，伴妻療傷當「家庭婦男」之餘，還兼職當編輯，辦一份《民主中國》網刊，於是這網刊成為我倆結緣的媒介。多年來，劉曉波是我最主要的撰稿人。2002年5月16日，他忽有一個郵件給我：
「曉康：這篇文章寫了很長時間，斷斷續續將近一年，寫得心裡很痛，有時還會流淚。常常因為寫作過程中的心痛而擱筆。此前給你的那篇關於「灰色生存」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調節自己的心態而寫的。
十幾天前，我決心完成這篇文章的動力，一是為亡靈，再有就是想起了與你通過的電話。你在電話中的自省之言，開始時讓我有點感動，後來聽到你說：「世界上哪有象我們這樣輝煌的流亡，這輝煌讓人陷於錯覺……。」這話讓我感到精神深處的震撼和共鳴。八十年代，我也曾陶醉于輝煌的錯覺之中。誠實地面對自己，是保持謙卑和敬畏的前提。
我現在更想看你的那本自省之書。你可以寄一次試試，我有時能收到境外的政論雜誌。─曉波」
他那篇文章的題目是《中國民間反對派的貧困——「六四」13周年祭》，他寫得很痛，寫了很久，一萬四千字。完稿後兩天他發給了我，隨即刊於2002年六月號《民主中國》。那是我所看到的他心情最低沉的一次。他的文字仿佛在滴血：
「誰也沒有想到，八九運動的影響在十三年的時間內幾近於消磨殆盡，用鮮血積累起來的道義資源也被揮霍得所剩無幾」、「在當下中國，發動八九運動的道義激情和社會共識已經不復存在……。」
就在他很痛苦的時候，他提到我的那本《離魂歷劫自序》，並稱之為「自省之書」，要我寄給他。我時至今日也沒有寄出這本書。我不敢寄給他。我的痛苦是另外一種。他是悲憤，我是悔恨。但是這種區別，我很久都描述不了。
他指我說的「輝煌的流亡」，是我倆在Skype上聊天聊出來的。我倆互相朝對方傾訴，他怒斥國內知識界的犬儒，我則感慨海外流亡圈子的「舒服」——我的原話是：大概從二次大戰猶太人流亡以來，沒有誰像「六四」中國流亡者那樣在西方如此受寵。這個意思，很讓他吃驚。他一向是鄙視「六四」逃亡者的，從方勵之到學生領袖們，當然也包括我。這也是我不敢寄書給他的一個隱因。在他那依然沉重的憂國憂民的「大骨架」下面，我找不到我所延挨的「一人一家」之痛的定位。我們的失之交臂，是多層次的。
就在這篇斷斷續續寫了一年的文章裡，他提到「諾貝爾和平獎」。他極沉痛地拿「緬甸的曙光」，對照「六四」十三年後中國的黑暗：
「1991年，翁山蘇姫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而一個剝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人身自由的政府，是無法承受由此而來沉重的道義壓力的……軍政府迫於國內局勢和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不得不無條件地釋放翁山蘇姫。」
然而，誰又曾料到，八年後「和平桂冠」落到良心犯劉曉波的頭上，而奧斯陸慶典竟出現了「空椅子」。「和平獎」的道義壓力，遭遇了比緬甸軍政府更蠻頇的中共政權。
他是一個才子，曾經傲視天下，放言無忌，後來不僅介入 「異議運動」，而且跌入塵埃，謙卑如螻蟻，他坐牢時大量閱讀基督教歷史，寫信給妻子：
「親愛的霞：朋霍費爾的榜樣正在逼視和召喚，坐牢正是參與塵世苦難的一種方式，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會放棄，縱使我們改變不了什麼，但我們的行為起碼可以證明耶穌精神仍然活在人間；在無上帝的現代世界，耶穌精神是唯一能夠抗衡人類墮落的信仰力量。正如朋霍費爾所說：產生行動的並不是思想，而是願意承擔責任的準備。」
直到今天我才意識到，十幾年前當我們隔著天空大洋聊天時，曉波已經在「成聖」的路上，他已經看到了監獄、晚期癌症、一間病房裡的死刑……。
一個才子到英雄、或者聖徒的轉變，是中國當代精神史上的一個謎。他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時候，我寫道：
「國事已荒涼，民族在鼾睡，而且還在夢裡咬牙切齒。今天不論是‘〇〇後’還是‘QQ群’，鮮有幾人還知道劉曉波這個人了。」
今天（2017年）我正在美國之音的直播採訪中，插播進來他的噩耗，我對著鏡頭忍不住抽咽：「我們不要難過，我們要繼承他……。」
＊作者為中國八十年代報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運之後流亡美國迄今。本文書成於2017年7月，是作者在劉曉波華府公祭活動中的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