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取所需的政治解讀
曾在「雙英辯論」擔任提問人之一，台灣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副教授盧信昌表示，從「東協加一」CECA推進成ACFTA的過程中，可以知道ECFA只是一個「宣告」，本質是「架構協議」，「ECFA早收清單」只是「前菜」，兩岸已談好的《服貿協議》、談判已近尾聲的《貨品貿易協議》及未完成的《投資協議》才是「主菜」，都因為「太陽花學運」被中止。
他指出，因應2010年ACFTA生效，加上「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成為WTO會員體後，除了跟幾個中南美洲友邦簽訂FTA外，始終無法與其他會員體在「WTO架構下」談成FTA或有「FTA內涵」但以經濟合作協議、經濟夥伴協議為名稱的「類FTA」，讓馬英九產生台灣將被區域經濟整合「邊緣化」急迫感，才因此倡議並簽署ECFA，並獲得當時多數工商產業界支持。
盧信昌說，馬英九推動ECFA的想法，是藉由「早收清單」提早生效，抵消或減少ACFTA成立後，區域內農產品及傳統產業對台灣石化、機械、紡織及農產品等產業的衝擊，再透過服貿、貨貿及投資協議陸續生效，讓當時台灣相對於大陸具有優勢的服務業及貨物得以搶先主要競爭對手南韓進入大陸市場佔地盤，並因此引進外資協助台灣產業及經濟轉型。
馬英九在其《八年執政回憶錄》中提到，那些發動「太陽花學運」的學生們是「讓台灣經濟停滯不前的罪人」。盧信昌認為ECFA在顧及政治層面「兩岸特殊性質」，已經「本著WTO規則」儘量「不違反WTO（透明化）精神」進行兩岸經貿事項的制度性安排，他感嘆「太陽花學運」是「對中國大陸恐慌性的想像無限上綱」下的產物，更批評沈榮津公開表示「ECFA終止影響台灣外貿低於5%」是將「ECFA早收清單」當成ECFA全部內容的刻意誤導。
盧信昌甚至表示，雖然ECFA已向WTO「早期通知」掛號，但這當中又非常具有「兩岸特色」。他指出，所謂的「早期通知」就是「意願表達」，對WTO來說，「可能就是發個電子郵件告知，透過WTO轉知所有會員體有這件事」即算完成，但WTO向各會員體通報的ECFA的「早期通知」則包括「ECFA早收清單」所有降稅品項，遠比WTO要求得更多。他將之解讀為台灣人的「恐共症」，希望關於ECFA的一切，都能在WTO架構下儘量透明，一方面「監督」北京，一方面應付台灣內部複雜的政治。
不過，洪財隆不完全贊同台灣對北京的疑懼只是單純的「恐共」或「反中」。他指出，已故的德國經濟學家赫緒曼（Albert Otto Hirschman）曾研究二次大戰前，德國納粹黨透過經濟手段完成將東南歐國家納入勢力範圍，完成其政治目的，並因此提出「不對稱依賴」（asymmetric interdependence）概念說明他發現的「事實」，他能理解北京透過「對台讓利」中有著「兄弟情」，但也不能否認當中有其政治目的，蔡英文「糖衣毒藥」的說法並非「無所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