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之後的領導人處理兩岸關係時，皆受限於李氏留下的「第二共和」框架。蔡英文給對岸「未來一中」想像，但中國不滿意。不過，她的善意不可能再無限制地提高。
一九九一年李登輝發動第一次修憲，確立他之後所稱的中華民國「第二共和」。這個結構制約了逾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台灣的兩岸政策，直到今天蔡英文執政亦然。
藉修憲催生新共和
修憲前的九○年國是會議討論憲政改革時，社會上已出現是否藉修憲進入「第二共和」的爭議。而九一年修憲隔年，日本學者若林正丈就指稱，李登輝修憲就是「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的開始。
李登輝執政時未直接用「第二共和」一詞，直到下台那年出版《亞洲的智略》才使用。他強調，透過修憲「舊國家」已質變，中華民國「不再是以往的『民國』，而是擁有嶄新內涵的『新的共和』。」而前一年他接受「德國之聲」訪問的要旨就是：經過九一、九二年修憲，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已成為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等的主權國家。
從「分治」、「一國兩區」、「一國兩府」、「中華民國在台灣」到「一中兩國」，李登輝執政過程對「一個中國」定義持續變動。推崇者認為他執政之初就精心構思如何藉修憲一步步走向「兩國論」；而批評者如學者石之瑜也說李登輝「小心翼翼地不讓外界察覺他為台灣第二共和催生的理想主義。」難斷言李氏是否如此深謀遠慮，而可以確定的是，在九一年「第二共和」確立前兩個多月，他還用「一個中國」原則制定《國統綱領》，之後並開啟兩岸談判。
李登輝的「第二共和」留給台灣兩項資產／限制。而之後台灣領導在處理兩岸關係時，皆受限於李氏留下的框架。
「第二共和」留下的資產／限制
第一項是模糊的「一個中國」概念。
《國統綱領》明言「中國的統一」為遠程目標；同時在近程兩岸要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首次修憲中也言明是「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並把兩岸定位為「一國兩區」。
第二項則是「主權在民」，透過修憲確立：中華民國往後政權的正當性皆來自台灣人民直接選舉。
《國統綱領》雖在二○○六年被陳水扁「中止適用」，但台灣在一九九○年代與對岸達成的協議卻都是在此綱領下完成。也因此留下「九二共識」與「一中各表」的爭議。依李登輝時代陸委會主委蘇起的說法是，兩岸對「『一個中國』問題達成『各自表述』的共識」；而中方海協會前副會長唐樹備則說，「九二年的共識」是「堅持一個中國，一個中國內涵可以不討論」。「不討論」不代表台灣可自行定義。
陳水扁政權在「一中」光譜上跳躍極大，二○○○年就職時明確提到「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還說兩岸領導人要「共同來處理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但到了第二任，他廢了《國統綱領》、推「公投制憲」，並揚言「一邊一國」。 （相關報導： 「為台灣、不為民調做事」蔡英文：選擇在第一年推動最困難的改革 ｜ 更多文章 ）
馬英九政權對「一中」則「內外有別」。對北京，不去挑戰對方主張的「一中」；在台灣內部則說：「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後者也是李登輝政權常說的，但後來「中共窄化『一個中國』定義，嚴重壓縮兩岸創造性模糊空間，為了維護中華民國的國家權益，李總統提出兩岸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說法。」（當時蘇起為「兩國論」辯護時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