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意基金會四月份全國性民意調查有六大重點，其中之一是「台灣人對人民公僕（或政府官員）的感覺」。由於此項調查有其原創性，雖然還很初步，但所獲得的若干發現，已經引起各界不少的關注。其中尤以警察在七大類政府官員中勇奪好感排行榜第一名，而法官敬陪末座，最引起各方注意。
有關「國家」或「國家機器」（the state）的研究，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再度成為當代比較政治、政治社會學或比較歷史學的顯學。主流的學術思想是從韋伯（Max Weber）的理論觀點出發去探討相關的現象。在此，暫且不深入討論相關的、艱深的學術論述，我們就從韋伯對國家的界定談起。他說：「國家是一種強制性的結社組織，它主張對其領土和領土上的人民有控制權。」國家（the State）的特質是「合法壟斷物理性暴力」，而行政的、司法的、稅收的和強制的組織就是國家的核心組成部分。
簡單的說，一般行政官員、法官、檢察官、稅吏、軍、警、情治人員就是國家或國家機器的象徵或化身。而這七類政府官員（或人民公僕）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一個人從初生到死亡，從搖籃到墳墓，都脫離不了和這些政府官員的關係。一般行政官員從戶政、兵役、教育、社福、衛生、農業、環保、勞工等等百百種；法官，包括地院、高院、最高法院、大法官等，則是司法正義的最後堡壘；檢察官，從地檢署、高檢署、最高檢，職司犯罪偵訊、審問、起訴；國家稅務人員負責人民納稅相關事務；軍人職司保國衛民；警察是所謂「人民的褓母」；而調查局等情治單位人員則是整體國家安全和打擊犯罪重要的環節。研究人民對這些國家機器化身的印象或感覺，可以顯露出國家機器或公務機關和社會之間的關係，至關重要。
此外，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如前總統李登輝形容的，台灣被國民黨外來政權統治，一直到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統治，1991-1992國會全面改選，1996年總統直選，國家統治機器受到重大的沖擊和改變，邁向「在地化、本土化、台灣化」。簡單講，在過去三十年中間，台灣公務機關，或者說，國家統治機器在本質上也必然出現轉型、轉化的現象。今天，台灣人對政府官員的感覺，正是反映台灣人對這個已經轉型的國家統治機器的感覺。研究這個主題，不但有嚴肅的學術意涵，也有重大的現實政治意義。
為了討論的方便，我先彙整台灣人對上述七大類政府官員好感與反感的基本發現，供讀者參考，最後再做一點綜合分析。
基本發現
台灣人對一般行政官員的感覺：有四成四的台灣人對一般行政官員有好感，但有四成七的人有反感。有反感的人多於有好感的人3個百分點。此外，有一成六的人對一般行政官員有強烈反感，只有4.2%有強烈好感。
台灣人對法官的感覺：有兩成五的台灣人對法官有好感，但有高達六成五的人對法官有反感。有反感的人多於有好感的人40個百分點。而且有強烈反感的人高達三成三，有強烈好感的只有2.5%。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震驚的現象。 （相關報導： 游盈隆專欄：執政將滿週年，民進黨必須面對的三個根本問題 ｜ 更多文章 ）
台灣人對檢察官的感覺：有約四成四的台灣人對檢察官有好感，但同時也有約四成四的人對檢察官有反感。有好感的人恰好等於有反感的人。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成七的人對檢察官有強烈反感，但只有4.5%對檢察官有強烈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