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當我們聽到人們呼喊「沒有轉型正義，就沒有和平」，「沒有轉型正義，就沒有未來」的時候，我們必須理解這種修辭的真正涵意，是要督促我們重視人類的某個重要價值，並不是要我們把這個價值擺在所有價值金字塔的項端，以之作為一切行動論述的起點。而當我們真正體會轉型正義與其他價值之間的關係之後，我們就會知道為什麼一位致力於轉型正義的學者 (Tuan E.Mendez) 要告訴我們:轉型正義既不能全盤抹煞，也不能期待全盤落實」。目前國內每逢二二八紀念日前後，轉型正義的口號就會以無上價值的形貌出現，雖然其原因不難理解，但我們終究必須在紀念日之後，恢復我們對政治社會問題複雜性的如實掌握。
我不清楚江教授怎麼會在該文中犯下如此簡單的形式邏輯謬誤，政治哲學家以撒．伯林所提出的「自由、平等、正義、幸福、安全或公共秩序等等，都是人類社會所追求的價值。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善，都可以相容融貫，人類的各種理想，當然更無法完全相容』。」，是建立在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強調自由）與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世界（強調平等）對立的脈絡下所提出的見解。此見解認為既然「自由」與「平等」皆是人類社會所追求的普世價值，但發展至今卻形成世界如此巨大之對立，因此人類社會的各種理想價值目標，或許真的不能全部相容吧。
然而，筆者實在不了解此與台灣追求轉型正義就會忽略其他也應當同時追求的人類社會良善價值有何邏輯互通之處。也許正是因為此價值觀，江前院長才會為了追求他所認定的某些較重要的良善價值，而選擇暫時拋下其餘本不應當互斥的主體良知了吧……。
對話與溝通下的交往共同體
後殖民理論學者愛德華．薩依德曾於其著作《知識份子論》中指出：
在我看來最該指責的就是知識份子的逃避；所謂逃避就是轉離明知是正確的、困難的、有原則的立場，而決定不予採取。不願意顯得太過政治化；害怕看來具有爭議性；需要老闆或權威人物的允許；想要保有平衡、客觀、溫和的美譽；希望能被請教、諮詢，成為有聲望的委員會的一員，以留在身負重任的主流之內；希望有朝一日能獲頒榮譽學位、大獎，甚至擔任駐外大使。
對知識份子而言，腐化的心態莫此為甚。如果有任何事能使人失去本性、中立化，終至戕害熱情的知識分子的生命，那就是把這些習慣內化。
筆者相信，知識份子的責任即是盡力為那些處於權力弱勢的人們發聲，為那些慘遭苦難迫害的人們發聲。一個知識份子的心靈必定要具有獨立精神並對現存的社會制度提出懷疑批判。對於太陽花運動，筆者可以理解江前院長當時所處身分所必須做出的一些決策，但否定抗議群眾正當性的同時，卻也不必然必須完全肯定己方的作為。
江前院長既然可以認知到抗議群眾的部分暴力行為的非合理性，相信他也完全可以對當時鎮暴警察的種種暴力行為做出批判，並作為當時中華民國最高行政機關領導人代表向遭受國家暴力的民眾道歉，但他卻選擇以不斷在傷口上灑鹽的方式與抗議群眾對話。筆者認為，若要批評暴力行為的不合理性，便應當不分群體而針對行為去進行批判，然而江前院長對於兩方（政府與民眾）之間的言說批評卻完全不成比例，實令筆者感到相當可惜。
對於台灣的歷史解釋與公共政策，長期以來因為各個主體間的不同解釋而使台灣社會成為一破碎化的交往共同體。不同階級、民族、生活方式的人們能否真正達成一理想的交往共同體的實踐進步？這是哲學層次上的恆久提問。語言詮釋可以作為人類的溝通中介，歷史亦然，如何能在當代台灣去完成一符號互補的交往共同體，並進而在實踐中達成它，我想這是當代台灣要追求政治社會長足進步的必經之路，而對於太陽花運動的討論正好提供給了我們這個契機。願江前院長與抗議群眾之間有一天能有機會放下彼此成見進行對話，並為台灣民主社會的成熟提供一條可能的康莊大道。
＊作者為自由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