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6年前（2014年）所爆發的太陽花公民運動攻佔行政院一案，高等法院4月28日二審宣判共17人有罪，其中魏揚等6人也由無罪改判有罪。對此，時任行政院院長的江宜樺先生也於其臉書專頁公開發文，表示太陽花抗議群眾持鐵器破壞行政院的阻絕設施、暴力推擠負責保衛行政院的警察、拆毀幾百公斤重的行政院大門，以及在驅離過程中將執行公務的警察「蓋布袋」。當他們被檢察官及法院指出這些犯行而無法否認時，就擡出「公民不服從」的偉大口號，聲稱政府專制、戒嚴、不義，所以所有違法行爲皆爲「抗暴義行」。
對於江前院長的評論，筆者將先由其所發表過的學術著作出發，透過文獻回顧之方式，探究為何江前院長會極度否定太陽花學運為一場爭求民主的公民不服從運動。筆者希望能透過盡可能掌握江前院長的思想脈絡，以期能對其評論做出適宜的批判性反思。
憲政民主與理性語言溝通
眾所皆知，中華民國（ROC）目前為一採行憲政民主主義制度的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PRC）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相互對立。然而究竟何謂「憲政民主主義」？其具體內容又有那些？為何江前院長會認為太陽花運動反而會傷害台灣的憲政民主？這些討論我想都離不開憲政民主的本質為何這個問題。因此以下筆者將先由「憲政民主」這個概念談起，再接續探討為何江前院長與抗議群眾之間會對此概念有如此大的認知落差，並進而導致雙方日後長期的緊張關係。
憲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做為一個建構現代法治國家的運行基礎模型，其核心思想包含有三大內容：「權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以及「法治原則」（Rule of Law）。
而此三大內容又為互相影響之兄弟關係，在權力分立的基礎上，「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相互制衡，有限政府依循著憲法及法律的嚴格約束進行運轉，以「民意授權」為基礎的立法以及獨立的司法機關，嚴格管控著國家機器公權力的運行，進而達到「法治」（Rule of Law），而非「人治」（Rule of Man）或是「法制」（Rule by Law）等非以「公民權利」與「約束政府」為核心，而是以「便於管理」做為最高核心目標的工具主義思想狀態。
由上述可知，憲政民主的完善即是服膺於法治之上的。而江前院長與抗議群眾間的認知落差便在於，江前院長認為抗議者們在太陽花運動中誣稱政府專制戒嚴，除了反對服貿協議，還要求重新制憲或修憲，不承認現行憲法及政府依法治理的正當性。因此在江前院長的認知中，這場運動是一破壞現有憲政民主運作的作為。既然當下的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尚運作良好，同時也具備法治正當性，諸如學生及民眾佔領立法院與行政院等行為對其來說當然不能容忍，並且也是一破壞人民「理性討論」公共事務的糟糕方式。對此，筆者發現江前院長也曾在2003年於臺大社科院舉辦的「公民投票座談會」中指出：
對我來講，人民跟他們的代表相較而言，誰也沒有比誰更聰明。人民有時候聰明有時候笨，代表一樣也是有時候聰明有時候笨。誰會做出聰明或笨的事情，很大一部分要看什麼條件和什麼制度制約了他的行爲。而在這所有條件裡面，能夠使一個人做出聰明一點的決策的，是要讓理性討論的空間加大；會使一個人做出比較不明智的決策的，是理性討論的空間被縮減。很不幸的是公民投票在理性討論的空間這一點上，無疑是有縮減的效果。所以我從來不認爲公民投票會是一個比現存的代議民主更民主的方式，雖然以政治正確來講，今天恐怕沒有人敢大聲喊出：我反對公民投票。
由江前院長過去於公民投票座談會的發言可以看出，他明顯認為「理性討論」的重要性要遠大於給人民進行直接民主式的公民投票。而在另一篇論文中，江前院長也曾提出「只要我們試圖以理性語言與他人溝通，尋求各種意見的交集，縱使世間的諸般問題不能一舉解決，政治生活的品質也可以提升。」的觀點。由此可見，江前院長非常強調理性語言與溝通，對於如太陽花運動這類「暴力式抗爭」，當然勢必會抱持著強烈否定態度了。
人類社會諸良善價值的追求
確實，筆者不得不承認「理性溝通」為憲政民主得以順利運作的一大重要基礎。然而除此之外的價值難道就必須隨之減弱並進而拋棄嗎？如服貿通過時的「程序正義」議題，抗議群眾遭驅離時被毆打致頭破血流的「國家暴力」議題，甚或是作為人類良心範疇最根本的「同情同理」等良善價值難道都必須要位於所謂「理性溝通」之下嗎？過去，江前院長曾在〈台灣的轉型正義及其省思〉一文中提出：
首先，無論我們如何肯定轉型正義，請不要忘記它只是人類社會諸多價值之一。轉型正義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但是它並不是唯一的價值，也無法宣稱是最高的價值。以撒．伯林說得好：自由、平等、正義、幸福、安全或公共秩序等等，都是人類社會所追求的價值。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善，都可以相容融貫，人類的各種理想，當然更無法完全相容」。轉型正義是「正義」價值的一個次類，既無法涵蓋分配正義，也無法等同代間正義。它與其他次類一樣都真有「給予人人應得之分」的正義核心意義，但無法適用於所有與正義有關的情境。更重要的是，即使它可以等同於正義本身，它也無法取代自由、平等、幸福或安定。實現了轉型正義，我們仍然要面對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環境生態惡化的問題、教育品質下降的問題、複製科技泛濫的問題……。不同的問題，需要不同的價值作為導引，而不同的價值之間可能存在衝突。如果對這一點毫無認識，那我們等於仍未了解自由民主社會的本質。
因此，當我們聽到人們呼喊「沒有轉型正義，就沒有和平」，「沒有轉型正義，就沒有未來」的時候，我們必須理解這種修辭的真正涵意，是要督促我們重視人類的某個重要價值，並不是要我們把這個價值擺在所有價值金字塔的項端，以之作為一切行動論述的起點。而當我們真正體會轉型正義與其他價值之間的關係之後，我們就會知道為什麼一位致力於轉型正義的學者 (Tuan E.Mendez) 要告訴我們:轉型正義既不能全盤抹煞，也不能期待全盤落實」。目前國內每逢二二八紀念日前後，轉型正義的口號就會以無上價值的形貌出現，雖然其原因不難理解，但我們終究必須在紀念日之後，恢復我們對政治社會問題複雜性的如實掌握。
我不清楚江教授怎麼會在該文中犯下如此簡單的形式邏輯謬誤，政治哲學家以撒．伯林所提出的「自由、平等、正義、幸福、安全或公共秩序等等，都是人類社會所追求的價值。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善，都可以相容融貫，人類的各種理想，當然更無法完全相容』。」，是建立在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強調自由）與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世界（強調平等）對立的脈絡下所提出的見解。此見解認為既然「自由」與「平等」皆是人類社會所追求的普世價值，但發展至今卻形成世界如此巨大之對立，因此人類社會的各種理想價值目標，或許真的不能全部相容吧。
然而，筆者實在不了解此與台灣追求轉型正義就會忽略其他也應當同時追求的人類社會良善價值有何邏輯互通之處。也許正是因為此價值觀，江前院長才會為了追求他所認定的某些較重要的良善價值，而選擇暫時拋下其餘本不應當互斥的主體良知了吧……。
對話與溝通下的交往共同體
後殖民理論學者愛德華．薩依德曾於其著作《知識份子論》中指出：
在我看來最該指責的就是知識份子的逃避；所謂逃避就是轉離明知是正確的、困難的、有原則的立場，而決定不予採取。不願意顯得太過政治化；害怕看來具有爭議性；需要老闆或權威人物的允許；想要保有平衡、客觀、溫和的美譽；希望能被請教、諮詢，成為有聲望的委員會的一員，以留在身負重任的主流之內；希望有朝一日能獲頒榮譽學位、大獎，甚至擔任駐外大使。
對知識份子而言，腐化的心態莫此為甚。如果有任何事能使人失去本性、中立化，終至戕害熱情的知識分子的生命，那就是把這些習慣內化。
筆者相信，知識份子的責任即是盡力為那些處於權力弱勢的人們發聲，為那些慘遭苦難迫害的人們發聲。一個知識份子的心靈必定要具有獨立精神並對現存的社會制度提出懷疑批判。對於太陽花運動，筆者可以理解江前院長當時所處身分所必須做出的一些決策，但否定抗議群眾正當性的同時，卻也不必然必須完全肯定己方的作為。
江前院長既然可以認知到抗議群眾的部分暴力行為的非合理性，相信他也完全可以對當時鎮暴警察的種種暴力行為做出批判，並作為當時中華民國最高行政機關領導人代表向遭受國家暴力的民眾道歉，但他卻選擇以不斷在傷口上灑鹽的方式與抗議群眾對話。筆者認為，若要批評暴力行為的不合理性，便應當不分群體而針對行為去進行批判，然而江前院長對於兩方（政府與民眾）之間的言說批評卻完全不成比例，實令筆者感到相當可惜。
對於台灣的歷史解釋與公共政策，長期以來因為各個主體間的不同解釋而使台灣社會成為一破碎化的交往共同體。不同階級、民族、生活方式的人們能否真正達成一理想的交往共同體的實踐進步？這是哲學層次上的恆久提問。語言詮釋可以作為人類的溝通中介，歷史亦然，如何能在當代台灣去完成一符號互補的交往共同體，並進而在實踐中達成它，我想這是當代台灣要追求政治社會長足進步的必經之路，而對於太陽花運動的討論正好提供給了我們這個契機。願江前院長與抗議群眾之間有一天能有機會放下彼此成見進行對話，並為台灣民主社會的成熟提供一條可能的康莊大道。
＊作者為自由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