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間，澳洲總理莫理森（Scott Morrison）呼籲對武漢病毒疫情進行獨立國際調查（independent inquiry），認為在疫情蔓延全球，導致逾350萬人染病、25萬多人死亡，對此大流行進行調查，不僅符合澳洲的利益，也符合人類全體的利益。
中國揚言抵制澳洲產品
莫理森認為，透過調查，國際社會可以更理解疫情起源與傳播，也可釐清世界衛生組織（ＷＨＯ）是否延誤疫情，並對其進行改革。
澳洲此議的大脈絡是各國蓄勢待發的究責行動，其中最為積極的是美國川普（Donald Trump）政府。
報導指出，美國正在研議包括制裁、抵沖中國所持有的美國國債、調整貿易政策等措施，確保對中國債權能得到履行。此外，各國法院陸續出現向中國提出的求償訴訟。兩者都牽涉事實的認定與責任的歸屬，而調查的結果將有助於後續的究責或求償行動。
中國對澳洲的提議反應強烈。中國駐澳大使成競業稱，成案將導致中國消費者抵制澳洲產品，不再前往澳洲旅遊、留學。《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在微博撰文，批評澳洲幫美國「咬中國」，是「黏在中國鞋底上嚼過的口香糖，有時你不得不找一塊石頭把它給蹭下來。」
對於獨立國際調查之議，為什麼中國展現強烈攻擊性？國際調查是怎樣的機制？是否可能成案？有哪些政治意涵？
「調查」在行政、立法（及我國的監察）以及司法權職權行使上運用廣泛，也包含特定重大公益事件所特設的調查，例如國人較熟知的三一九槍擊案調查、二二八事件調查，以及促轉會進行的調查。
調查目的大致可分為認定事實與釐清責任歸屬兩者。視發動調查授權的不同，調查機關可以行使的法定權限也不同。越接近司法的調查，可行使的職權包括傳喚證人、調閱文件資料證物等具強制性的功能。
用調查解決國際爭端
澳洲提議的「獨立國際調查」有另一層意義：國際爭端解決機制中，「調查」（inquiry）介於爭端國家自行尋求解決方案的「協商談判」或「斡旋」，與司法解決的「仲裁」或「訴訟」之間。
國際間運用調查解決爭端有相當長久的歷史，其機制的原型在一八九九／一九○七年兩次《海牙和平公約》（Hague Conventions）即已明訂成文。
基本概念是，在當事國有意願解決爭端，並接受責任的情況下，同意由雙方皆得任命的人選組成「國際調查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依其委任及授權，獨立調查事實或釐清責任，提出報告供當事國進一步協商、和解或訴訟的基礎。
獨立調查是否可行，關鍵在於當事國是否願意在調查結果的基礎上，尋求解決方案。
《海牙和平公約》訂立後，調查機制在各國間的突發衝突事件，例如軍艦誤擊漁船、攔截、逮捕、緊追等海上執法等，成功履行認定事實與釐清責任的功能。 （相關報導： 中國新冠肺炎「大外宣」失敗？義大利北部疫情慘重，擬向北京求償200億歐元：是時候討公道了！ ｜ 更多文章 ）
其後，在國聯（League of Nations）時代，調查機制進一步被運用來解決重大國際爭端，例如調查一九三一年中日九一八事變的「李頓調查委員會」（Lytton Commi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