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間，澳洲總理莫理森（Scott Morrison）呼籲對武漢病毒疫情進行獨立國際調查（independent inquiry），認為在疫情蔓延全球，導致逾350萬人染病、25萬多人死亡，對此大流行進行調查，不僅符合澳洲的利益，也符合人類全體的利益。
中國揚言抵制澳洲產品
莫理森認為，透過調查，國際社會可以更理解疫情起源與傳播，也可釐清世界衛生組織（ＷＨＯ）是否延誤疫情，並對其進行改革。
澳洲此議的大脈絡是各國蓄勢待發的究責行動，其中最為積極的是美國川普（Donald Trump）政府。
報導指出，美國正在研議包括制裁、抵沖中國所持有的美國國債、調整貿易政策等措施，確保對中國債權能得到履行。此外，各國法院陸續出現向中國提出的求償訴訟。兩者都牽涉事實的認定與責任的歸屬，而調查的結果將有助於後續的究責或求償行動。
中國對澳洲的提議反應強烈。中國駐澳大使成競業稱，成案將導致中國消費者抵制澳洲產品，不再前往澳洲旅遊、留學。《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在微博撰文，批評澳洲幫美國「咬中國」，是「黏在中國鞋底上嚼過的口香糖，有時你不得不找一塊石頭把它給蹭下來。」
對於獨立國際調查之議，為什麼中國展現強烈攻擊性？國際調查是怎樣的機制？是否可能成案？有哪些政治意涵？
「調查」在行政、立法（及我國的監察）以及司法權職權行使上運用廣泛，也包含特定重大公益事件所特設的調查，例如國人較熟知的三一九槍擊案調查、二二八事件調查，以及促轉會進行的調查。
調查目的大致可分為認定事實與釐清責任歸屬兩者。視發動調查授權的不同，調查機關可以行使的法定權限也不同。越接近司法的調查，可行使的職權包括傳喚證人、調閱文件資料證物等具強制性的功能。
用調查解決國際爭端
澳洲提議的「獨立國際調查」有另一層意義：國際爭端解決機制中，「調查」（inquiry）介於爭端國家自行尋求解決方案的「協商談判」或「斡旋」，與司法解決的「仲裁」或「訴訟」之間。
國際間運用調查解決爭端有相當長久的歷史，其機制的原型在一八九九／一九○七年兩次《海牙和平公約》（Hague Conventions）即已明訂成文。
基本概念是，在當事國有意願解決爭端，並接受責任的情況下，同意由雙方皆得任命的人選組成「國際調查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依其委任及授權，獨立調查事實或釐清責任，提出報告供當事國進一步協商、和解或訴訟的基礎。
獨立調查是否可行，關鍵在於當事國是否願意在調查結果的基礎上，尋求解決方案。
《海牙和平公約》訂立後，調查機制在各國間的突發衝突事件，例如軍艦誤擊漁船、攔截、逮捕、緊追等海上執法等，成功履行認定事實與釐清責任的功能。
其後，在國聯（League of Nations）時代，調查機制進一步被運用來解決重大國際爭端，例如調查一九三一年中日九一八事變的「李頓調查委員會」（Lytton Commission）。
到了聯合國時代，由於安理會具有維持國際安全與和平的強制權力，在五大常任理事國能夠達成同意的情形下，聯合國所發動的調查可以凌駕當事國的同意，例如針對伊拉克是否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伊朗是否研發核子武器或大規模的人權侵害。
針對武漢病毒疫情發動獨立國際調查，在現行國際機制下是否有成功的機會？以當前中國在ＷＨＯ或聯合國的影響力，若中國反對，此議獲得大多數會員國支持的可能性不高；更何況中國在安理會擁有否決權。
中國既然事實上已享有不受國際調查的免死金牌，為何仍如此在意澳洲此議？中國不是口口聲聲說，武漢病毒不是發源於中國；宣稱中國抗疫有成，人民做出鉅大的犧牲，為世界爭取了寶貴的因應時間，全世界都欠中國一個感謝？既然如此，何不磊落接受國際調查，以建立國際對它的感謝？
現行機制或許拿中國無可奈何，但在各國出現的訴訟中，仍需要調查事實。
中國如何面對求償的訴訟？由於告的是侵權行為及違反國家義務，主權豁免可能不能適用。
中國遲早要面對疫情責任問題
若不出來面對，一旦敗訴可能遭遇在當地財產或債權被查封執行的情形。若出庭，中國會採取什麼態度？仍然主張病情是由美國軍人或自義大利北部傳入？仍然主張沒有隱匿疫情？依據現有公開資料，中國明顯有違反義務之處，其外宣使用的相反說詞，禁得起法庭的檢驗？
躲避得了國際調查，中國躲避不了求償訴訟。運用拳頭與金錢，以實力堅壁清野嚇阻究責的行動，阻擋不了司法權的獨立行使。中國終將面對其在武漢病毒傳播的責任。
＊本文原刊新新聞第1731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