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調查是否可行，關鍵在於當事國是否願意在調查結果的基礎上，尋求解決方案。
《海牙和平公約》訂立後，調查機制在各國間的突發衝突事件，例如軍艦誤擊漁船、攔截、逮捕、緊追等海上執法等，成功履行認定事實與釐清責任的功能。
其後，在國聯（League of Nations）時代，調查機制進一步被運用來解決重大國際爭端，例如調查一九三一年中日九一八事變的「李頓調查委員會」（Lytton Commission）。
到了聯合國時代，由於安理會具有維持國際安全與和平的強制權力，在五大常任理事國能夠達成同意的情形下，聯合國所發動的調查可以凌駕當事國的同意，例如針對伊拉克是否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伊朗是否研發核子武器或大規模的人權侵害。
針對武漢病毒疫情發動獨立國際調查，在現行國際機制下是否有成功的機會？以當前中國在ＷＨＯ或聯合國的影響力，若中國反對，此議獲得大多數會員國支持的可能性不高；更何況中國在安理會擁有否決權。
中國既然事實上已享有不受國際調查的免死金牌，為何仍如此在意澳洲此議？中國不是口口聲聲說，武漢病毒不是發源於中國；宣稱中國抗疫有成，人民做出鉅大的犧牲，為世界爭取了寶貴的因應時間，全世界都欠中國一個感謝？既然如此，何不磊落接受國際調查，以建立國際對它的感謝？
現行機制或許拿中國無可奈何，但在各國出現的訴訟中，仍需要調查事實。
中國如何面對求償的訴訟？由於告的是侵權行為及違反國家義務，主權豁免可能不能適用。
中國遲早要面對疫情責任問題
若不出來面對，一旦敗訴可能遭遇在當地財產或債權被查封執行的情形。若出庭，中國會採取什麼態度？仍然主張病情是由美國軍人或自義大利北部傳入？仍然主張沒有隱匿疫情？依據現有公開資料，中國明顯有違反義務之處，其外宣使用的相反說詞，禁得起法庭的檢驗？
躲避得了國際調查，中國躲避不了求償訴訟。運用拳頭與金錢，以實力堅壁清野嚇阻究責的行動，阻擋不了司法權的獨立行使。中國終將面對其在武漢病毒傳播的責任。
＊本文原刊新新聞第1731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