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繁瑣且花錢，這是必要的代價，但付上「剁人頭」的代價就大可不必了。為了六月六日罷免高雄市長韓國瑜，中選會主委李進勇親自南下「視察」，因為防疫讓各級學校出借場地設置投開票所的意願取低，李進勇強調要讓民眾投票便利，罷免投票所要和選舉投票所一致，開設一八二三個投票所，他甚至發下「重誓」，不信公家機關學校不肯出借，「不出借，我的頭斬給你！」
做為選務中立機關首長，李進勇如此激憤，實無必要，雖然他講的道理都站在對的一方，第一，民眾要便利，第二，防疫要完備；但若投票所真的不夠，要他的頭有何用？他的頭也當不了投票所。
高雄市選委會主委反應，因為防疫，學校出借場地意願低，這應該也反映現實，畢竟沒有任何學校願意為了政治冒染疫的風險。唯從疫情角度，高雄市除了磐石艦確診案例外，並無本土案例，而磐石艦官兵均集中檢疫，換言之，社區感染可能性極低；學校拒絕出借的理由，只有因為磐石艦疫情發生後，高雄市政府將校園暫停對外開放的日期，從原定五月三日「解禁」，延到六月底，罷免日還在校園禁閉期。
高雄市的決策基本符合防疫規範，各縣市也都有類似措施，以確診案例遠多於其他縣市的雙北為例，甚至到這個學期結束前（七月）都禁止校園開放，但有保留條款：「有特殊情形者，授權學校評估風險後且在防疫工作完備下專案處理。」罷免投票，當然可以歸類到「專案」，差別只在於「授權學校評估」，換言之，開放與局，出借與否，評估權在學校，這也是為什麼學校能堂而皇之表明「意願低」。
不過，新北市在日前宣布將視疫情，於五月十八日以後，逐步開放校園，換言之，新北市有機會提前在學期結束前「解封（校園）」，對比疫情並不比雙北嚴重的高雄市，提前開放校園並非不合理，唯決策權在高雄市政府，要改變地方政府的決定，只能靠「上位政策」，就如李進勇所言，適合開設投票所的國立大學、中央機關，請高雄市政府報中央，「如果這些地方不同意出借，我頭剁下來」，此言頗有架勢，但和高雄市以公家機關為主要投票所的意思並無二致，國立、中央或公家機關，不能對徵用為投票所說「不」，但意願低的多半屬市立國中小，中央若非徵用不可，學校能說不嗎？法雖無明定，但根據選罷法，被遴派為選務人員的公教人員，「均不得拒絕」，人被徵調都不能說「不」，遑論教室，只是專案徵用公文還得高雄市政府發出。
若是高雄市政府不肯強制徵用國高中與小學教室為投票所，教育部或中選會有權發公文徵用嗎？事涉地方自治，確有爭議；唯一解套之法，是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衡酌疫情及早放寬「（人流）管制」，讓各縣市與各級學校沒有關閉校園的理由。
至於學校防疫措施，相對是小問題，戴口罩、測額溫，投票前後消毒，李進勇不必拿他的頭做保證，倒是必須確保各投票所額溫槍充足、考慮要不要提供投票所口罩，以備民眾忘了戴口罩進不了場，消防清潔工作不是給高雄預算這麼簡單的事，有預算不表示有人力，做法有二，一是同意陳雄文建議，發包給民間清潔公司處理；二是中央接管，比照颱風災後清汙重建，發動國軍弟兄協助清消，就是動用國軍協助罷韓，這個陣仗堪屬空前，足可留下歷史紀錄，留待後人評說。
罷免日期已定，投票勢在必行，南韓都能在疫情最重要的四月中完成國會大選，區區罷韓投票豈可不能？不過，罷韓團體拿著韓國瑜夫人李佳芬來說事，指李全芬動用兩員愛將啟動降低投票率的救韓計畫，攻擊政敵，禍及妻孥，貶低市府政務官的專業，企圖以此升高爭議並拉高投票率，純屬政治人品有欠的陰謀論。
罷免投票率從來不高，罷免只有一張票，不像九合一選舉還綁公投，十幾張選票必然耽誤投票流程，投開票所原則上要符合民眾便利的需求，但就耗費的人力與物力而言，酌情增減並不為過，李進勇要求高雄市要比照二０一八年市長選舉規格設置投開票所，中央能做的就是協助，而非說什麼「剁人頭」的風涼話。高雄市政府可以做一件事，投開完票之後，統計這一千八百多個投開票所，平均每個投票所「服務」了幾張票，好讓市民知道這數億罷免經費，都是哪些人花的，一張票到底佔用市民多少預算，也算負責任地做個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