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自然而然就出來了：「在他一輩子遇到的幾個女人裡面，說不定我最愛他。」張幼儀的確說得起這句硬話——臺灣版的《徐志摩全集》就是在她的精心策劃下，由梁實秋主編而成的。
遲到的幸福與寧靜的晚景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共產黨的隆隆炮聲中，張幼儀離開居住二十二年的上海，移居香港。她和哥哥們比當時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更清醒地知道中共的統治意味著什麽，所以選擇離開這個即將由惡魔當道的世界。
張幼儀不是政治中人，從未公開譴責過中共，但她對中共不抱有任何幻想：中共不會允許私人銀行存在，也不會允許時裝公司繼續開業。正如張愛玲所說，雖然沒有研究過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但她看到共產黨人清一色的毛式服裝和秧歌，就無法忍受，如果要她穿如此千人一面的醜陋的衣服，她寧可死去。多年以後，逃離中國的作家廖亦武也宣稱，他與共產黨的對立，首先是審美品位上的對立。
張幼儀對共產黨的深刻認識，或許也受到徐志摩文章的影響。一九二五年，徐志摩訪問蘇聯，在莫斯科紅場看到的景象是，「沒有光榮的古蹟，有的是血汙的近跡」，「沒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偉大的恐怖與黑暗」。
徐志摩拜會了托爾斯泰的女兒，更確定了他對蘇聯的懷疑：「她說現代書鋪子裡托爾斯泰的書差不多買不著了，不但托爾斯泰，就是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班作者的書都快滅跡了；我問她現在莫斯科還有什麽重要的文學家，她說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徐志摩指出，莫斯科相信天堂是可以實現的，但現世界與天堂之間隔著一座海，一座血汙海，人類泅得過去，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這血海。
後來，徐志摩進一步質疑北伐為何是在蘇俄的控制之下，「為什麼自己革命自己做不了軍師，還得要外國的主義來策劃流血？」他發現，列寧這個「外國的野鬼」已經鑽進了孫文的棺材裡面。
一九二五年，徐志摩回國之後，接任孫伏園的《晨報副刊》編輯之職，「赤白仇友」之爭因此興起。徐志摩在評論文章中指出：「中國對蘇俄問題乃至共產主義與中國，和國內共產黨一類問題，到今天為止，始終是不曾開刀或破口的一大大疽。」
在他看來，中俄邦交的問題，其實是「中國將來國運問題，包括國民生活全部可能的變態」。後來，報館遭到左派暴力分子縱火焚毀。徐志摩挺身應戰，宣稱他不會被嚇到。而與之論戰的對手中，有一名即位此後中共的元帥陳毅。英年早逝的徐志摩沒有看到後來共產黨的得勢，卻早在二十年代中期就發現了蘇俄這個人間天堂背後的血汙與謊言。
在香港，張幼儀終於收穫了她遲到的愛情。愛人不是來自於「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文化圈，追求她的男子是樓下的鄰居、朴實無華的醫生蘇紀之醫生。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蘇紀之向張幼儀求婚，張幼儀分別向二哥、四哥徵求意見——她雖然在英國和德國生活與求學多年，在中國最西化的城市上海生活了多年，但在骨子裡儒家傳統文化的男尊女卑觀念仍然揮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