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就在跟陸小曼結婚後兩個月，徐志摩給張幼儀寫信，用油腔滑調的口吻說：「你們那一小家庭，雖是新組織，聽來很是熱鬧而且有精神，我們避難人聽了十分羨慕。」所謂「新組織」的「小家庭」，是張幼儀依附兄長暫時寄居的地方——要等到二十七年之後，張幼儀才自己成家。徐志摩之毫無愧疚、全無心肝，可見一斑。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徐志摩搭乘的飛機在濟南党家莊附近墜毀，留下的是一具面目模糊的屍體。當時，其合法妻子陸小曼因長期吸食鴉片，在此沉重打擊之下更是精神恍惚，連去認領屍體的工作都不願承擔。於是，張幼儀毅然出面，冷靜果斷地處理有關事務：先讓八弟禹九帶領十三歲的阿歡前往濟南認領徐志摩的遺體，然後周密安排一切後事。在公祭儀式上，陸小曼突發奇想，要把徐志摩的衣服和棺材都換成西式的，卻遭到張幼儀的堅決拒絕。
民國第一位女性銀行家
一九二七年初，張幼儀的母親去世，張幼儀帶著阿歡回上海奔喪並留在上海。上海是中國最西化的城市，當時的觀察家感嘆說，上海的生活「如同萬花筒一般」。張幼儀先在東吳大學任德語教師，然後又創辦幼稚園和小學，她已是一名自力更生的新女性。
這一點，兩年以後跟張幼儀再次會面的徐志摩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徐志摩在寫給陸小曼的情書中，破天荒表達了對張幼儀的敬重之情：「Ｃ（張幼儀）可是一個有志氣有膽量的女子，她這兩年來進步不少，獨立的步子已經站得穩，思想確有通道……她現在真是什麼都不怕，將來準備丟幾個炸彈，驚驚中國鼠膽的社會，你們看著吧！」
對於精神世界足夠強大的人來說，厄運是自強的催化劑。張幼儀說：「我一直把我這一生看成兩個階段：德國前和德國後。去德國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國以後，我一無所懼。」
梁實秋在《談徐志摩》一文中，對張幼儀的評價最為中肯：「她沉默地、堅強地過她的歲月，她盡了她的責任，對丈夫的責任，對夫家的責任，對兒子的責任——凡是盡了責任的人，都值得尊重。」這位被自己的男人看不上的女人、這位不曾被丈夫愛過的「棄婦」，在身處絕境時毅然轉身，成為受人尊崇的女強人。
當張幼儀正在考慮是否繼續東吳大學教授第二個學期的課程時，有幾位上海儲蓄女子銀行的股東前來拜訪她。她們希望張幼儀到這家銀行做事，因為她在西方受過教育，更重要的是她的四哥張公權是中國銀行總經理，又是《銀行周報》這份討論中國政治與經濟問題的刊物的創辦人，是二十年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銀行家之一。
此前，張幼儀並沒有在銀行業工作過，但她敏銳地意識到，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她答應出任上海女子儲蓄銀行的副總經理，但不做總經理，「我心想，如果我哥哥是一家銀行的總經理，我是另一家銀行的總經理，那成什麽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