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女人是一文不值的。她出生以後，得聽父親的話；結婚以後，得服從丈夫；守寡以後，又得順著兒子。-張幼儀
一九一三年，時任浙江都督府秘書的張公權（嘉璈），被一篇《論小說與社會之關係》的中學生作文所吸引，詢問之下，得知文章作者是海甯縣硤石鎮富商徐申如的獨子徐志摩。
愛才心切的張嘉璈當晚給徐申如寫信，提議將自己的二妹張幼儀許配給徐家公子。徐申如雖是江浙富豪，但在重文抑商的中國傳統社會裡，能夠與書香世家的張家結親，自然是求之不得的榮耀。徐申如在回信中恭敬地表示：「我徐申如有幸以張嘉璈之妹為媳。」
這段故事有點像主考官李端棻將堂妹許配給考生梁啓超。一八八九年，十六歲的梁啟超赴廣州參加鄉試，正考官為內閣學士李端棻，副主考為翰林院修撰王仁堪。試後，梁啟超中第八名舉人。王仁堪深感人才難得，想將梁招贅入婿，未及開口，李端棻卻請王仁堪作媒，要將其堂妹李蕙仙許配予梁。於是，王仁堪派人到新會將梁啓超的父親梁寶瑛接來廣州，梁寶瑛答應了這門親事。婚後，梁啓超與李蕙仙舉案齊眉，育有梁思順、梁思成、梁思莊等三個子女。
然而，張公權促成的妹妹張幼儀與徐志摩的婚姻卻是一場噩夢。一九零零年，張幼儀出生於江蘇寶山，是家中第二個女孩。三歲那年，母親曾給她纏足，到了第四天早晨，再也忍受不了妹妹尖叫聲的二哥張君勱出面阻止。
就這樣，她成了張家第一個天足女子。但是，在徐志摩眼裡，僅僅擁有天足，並不等同於新女性，多年後，張幼儀回憶說：「對於我丈夫來說，我兩隻腳可以說是纏過的，因為他認為我思想守舊，又沒有讀過什麼書。」其實，在那個時代，她已經是少數受過新式教育的女性——結婚之前，年方十五嵗的張幼儀正在江蘇都督程德全創辦的江蘇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讀書，只是爲了完婚，才不得不中止學業。
那個時代的婚姻，大都由父母或兄長包辦。尤其是大戶人家的子弟，即便接受過新式教育，也要順從家長安排。胡適與江冬秀湊合著過了一輩子，兩人的“幸福指數”大概都很低；魯迅拋棄了作為「母親的禮物」的朱安，與許廣平結婚，朱安卻成了更無辜的犧牲品。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五日，徐、張雙方的家長為張幼儀和徐志摩操辦了一場隆重的舊式婚禮。洞房花燭夜，張幼儀想要告訴徐志摩，她感謝命運的安排，現在她是徐家的人了，她願意好好地侍奉他們。但張幼儀所受的傳統教育不允許她先開口。十八歲的徐志摩緊張地望著她，一句話也沒有說。二人之間的夫妻生活，是在沉默中開始的。
徐志摩與林徽因、陸小曼的傳奇戀愛故事，傾倒後世無數追夢的少男少年，誰又不願永遠生活在「人間四月天」呢？張幼儀卻是躲在陰影中、不被眾人知曉的女子。她幸運地擺脫了纏足這種肉體的摧殘，卻未能脫離中國儒家專制文化的束縛——要改變「精神上的小腳」難於上青天。直到後半生，她才如同一朵花，在塵埃中傲然綻放。
徐志摩的朋友葉公超說過，徐志摩是一個唱歌的人。葉公超說，徐志摩也寫小說，他的小說和他的詩、散文一樣，都脫離不了浪漫主義的色彩：「徐志摩這個人一開口就在歌唱。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說話的人，一種是唱歌的人；說話的人無論採取哪種方式，其結果都是在說話。唱歌的人，一開口就會有美妙的聲音，志摩就是這種人。」
如果說徐志摩是唱歌的人，張幼儀就是說話的人。徐志摩的歌唱和張幼儀的言語，從未發生過共鳴。
沒有愛情的婚姻有多痛苦？
一九一八年，張幼儀生了兒子阿歡（徐積鍇），徐家長子長孫的誕生，標誌著徐志摩為家族完成了傳宗接代的任務。同年八月，徐志摩前往美國，進入麻塞諸塞州克拉克大學歷史系學習。
從結婚到出國留學，他和張幼儀結婚將近三年，相處的時間加起來不到四個月，用張幼儀的話說，「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義務之外，對我不理不睬。就連履行婚姻義務這種事，他也只是遵從父母抱孫子的願望罷了。」
一九二零年，徐志摩前往英國繼續學業。次年春天，張幼儀赴英探親。船靠岸時，接船的人密密麻麻，張幼儀一眼就認出了自己的丈夫：「我斜倚著尾甲板，不耐煩地等著上岸，然後看到徐志摩站在東張西望的人群裡。就在這時候，我的心涼了一大截。他穿著一件瘦長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圍了條白絲巾。雖然我從沒看過他穿西裝的樣子。可是我曉得那是他。他的態度我一眼就看得出來，不會搞錯的，因為他是那堆接船的人當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兒的表情的人。」徐志摩的熱情、豪爽，全都是留給朋友的，一點也不給他不愛的妻子。
張幼儀本以為出國後可以重拾因結婚生子而中斷的學業，沒想到卻被迫充當家庭主婦，買東西、洗衣服、打掃房間、準備一日三餐。揮霍無度的徐志摩，只從父親寄來的支票中拿出很少一部分，交給她維持家用。
徐志摩對張幼儀的態度惡劣而粗暴，對剛到英國不懂英文也不懂英國禮儀的張幼儀毫不體貼。那時，他們在劍橋郊外的沙士頓居住，張幼儀常常以淚洗面，她後來回憶說：「經過沙士頓那段可怕的日子，我領悟到自己可以自力更生，而不能回徐家。我下定決心：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我都不要依靠任何人，而要靠自己的兩隻腳站起來。」
很快，張幼儀又懷孕了，徐志摩常常不回家，也不關心張幼儀和她腹中胎兒。七弟張景秋建議說，姐弟倆可以一同前往德國留學，二十年代初的德國物價很便宜。一九二二年，張幼儀與張景秋來到柏林，她剛生下二兒子彼得，徐志摩就托人送來離婚協議書。
在張幼儀的一再堅持下，徐志摩答應前來德國見面並商談離婚事宜。那一天，在場的還有徐志摩的同學金岳霖、吳經熊等人。徐志摩冷酷地說：「你一定要現在簽字……林徽音要回國了，我非現在離婚不可。」直到此刻，張幼儀才知道徐志摩愛的是林徽音。
張幼儀內心不願意離婚，但她不是那種死纏爛打的反抗者，她冷靜地回答說：「若你認為離婚是正確的事，我就簽字。」她在徐志摩已經簽名的離婚協議書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徐志摩如釋重負，歡天喜地地向張幼儀道謝，這才提出要去看看剛出生的孩子。他在醫院育嬰房的玻璃窗外看得入神，但始終沒問張幼儀要怎麼養這個孩子，要怎麼活下去——他的心早已隨林徽音父女飛回了中國。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八日，徐志摩在《新浙江》上刊登《徐志摩、張幼儀離婚通告》：「我們已經自動掙脫了黑暗的地獄，已經解散煩惱的繩結……歡歡喜喜地同時解除婚約……」歡喜的是徐志摩本人，他從來沒有關心過張幼儀是什麽感受。
離婚後，張幼儀心境悲苦，但她並未就此消沉。她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一生恪守中國傳統道德，晚年曾對侄孫女張邦梅說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我要為離婚感謝徐志摩。若不是離婚，我可能永遠都沒辦法找到我自己，也沒辦法成長。他使我得到解脫，變成另一個人。」張幼儀並非徐志摩所鄙視的那種「土包子」，更不是男人的附屬品。張家的文化素養優於徐家，在英國和德國的生活與求學經歷，讓張幼儀向西方女性學習，磨練出獨立、自由、堅韌的品質。
張幼儀發現，中國的幼兒教育相當落後，便申請進入裴斯塔洛齊學院，攻讀幼稚教育，希望回國後在這方面有所作為。幼教專業的同學大部分是女生，是比張幼儀年輕好幾歲的少女。雖然是一名「曾經滄海難為水」的離婚少婦，但張幼儀東方女子的外表仍顯得很年輕。她坦率地將自己離婚並獨自撫養兒子的背景告訴同學，那些單純的德國女孩對她十分同情和敬佩。學校裡每天下午都有咖啡時間，同學們邀請她一起喝咖啡和聊天，順便幫助她提高德語水準，更幫助她減輕「斷腸人在天涯」的哀愁。
此時，追求者亦來到張幼儀身邊。那是一位不亞於徐志摩的才華橫溢的青年男士：正在德國留學的五四運動學生領袖羅家倫。羅家倫常來張幼儀家中拜訪，陪同呀呀學語的小彼得玩耍。有一天，羅家倫與張幼儀坐著喝茶，彼得在鋪在地板上的一塊毯子上玩耍，羅家倫問：「你打不打算再結婚？」張幼儀沒敢把羅家倫這句語氣溫柔的話聽進耳朵裡，她看著茶杯輕聲說：「不，我沒這個打算。」
那時，張幼儀的四哥張公權寫信告訴她，為了留住張家的顏面，她在未來五年內，都不能教別人看到她和某一個男人同進同出，要不然別人會以為徐志摩和她離婚是因為她不守婦道。後來，羅家倫就從張幼儀的生活中消失了。再後來，羅家倫恢復了與曾經的女友張維楨的通信，繼續他們的愛情長跑。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兩人在在上海舉行婚禮、結為夫妻。多年後，羅家倫的後人在其遺物中發現了一張羅家倫給張幼儀的沒有寄出的明信片。
就在張幼儀展開新一階段生活的同時，徐志摩的求愛卻被「一生最崇拜」的林徽音斷然拒絕。林徽音選擇不如徐志摩風流瀟灑、卻比徐志摩沉穩樸實的建築學家梁思成作相伴一生的丈夫，這是林徽音的聰慧之處。林徽音知道，像徐志摩這樣「生活在雲端」的人，可以成為朋友，卻不適宜做丈夫。
徐志摩企圖在人世間一種尋求完美的愛、完美的善和完美的生命，而不願被家庭模式所束縛。當徐志摩愛的對象真的成了他的妻子，也就意味著他的愛走到了由盛而衰的轉折點。
果然，徐志摩對林徽音的愛並非持久且永恆（至少比不上暗戀林徽音而終身未婚的金嶽霖），他很快便將熾熱的愛轉移到別人身上——新的目標是作為有夫之婦的陸小曼。跟徐志摩一樣爲了愛情可以不顧一切、好似永遠長不大的孩子的郁達夫評論說：「當一個坦白美麗如陸小曼的女人，遇到一個熱情誠懇如徐志摩的男人，自然會迸出熱烈的火花來。他們怎顧得了禮教倫常？又怎顧得了宗教家規？當這件事情成為北平社交閒話的笑柄時，我對小曼的勇敢和志摩的真誠，寄予無上的欽佩。」
郁達夫跟王映霞之間不也是如此嗎？郁達夫對徐志摩當然有惺惺相惜之感。但徐志摩的老師梁啓超毫不留情地批評說：「萬不容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樂。弟之此舉，其欲弟之將來之快樂能得與否，殆茫如撲風。」一九二六年，在徐志摩與陸小曼的婚禮上，作為證婚人的梁啓超對兩人大加斥責，在場人士無不面面相覷。
徐志摩的朋友、畫家劉海粟曾如此回憶與徐志摩的一番談話：
那天隨適之、志摩等第一次去陸家，就已經覺察到志摩和小曼眼神不對，似乎心神不寧的樣子。那時，他們已經難捨難分了。
那天晚上，志摩又到我的房間裡來，我感覺到他想和我談什麽，又似乎有難言之隱，忙問：「你有什麽心事？」「怎麽？你看出來了？」
我單刀直入地問：「老實講，和小曼相愛多久了？」
「你怎麽知道？」
「你們的眼睛告訴我的。」
「我和她認識才兩年多，現在已經不能自拔了。」
「你和幼儀之間的關係呢？」我問。
「我和幼儀也是強撮合的，這一點，她哥哥歆海最清楚。」
的確，張歆海和志摩始終融洽無間，他是能理解和體諒志摩與小曼的。因此，他一直秉公而論，不加諱言。志摩也一直感激他。
徐志摩將自己視為包辦婚姻的受害者，卻絲毫沒有意識到對於張幼儀來說，他是冷酷自私的加害者。他們的這段婚姻確實是「強撮合」的，但張幼儀爲徐志摩生了兩個孩子，張幼儀就不僅是他的妻子，而且是他孩子的母親。徐志摩固然有不愛張幼儀的理由，但不能不盡父親的職責。徐志摩做到了嗎？他的第二個孩子彼得在柏林夭折，他不聞不問，只是對著孩子的骨灰盒掉下幾滴眼淚而已。長子阿歡由張幼儀與徐志摩的父母撫育，徐志摩與兒子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數。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就在跟陸小曼結婚後兩個月，徐志摩給張幼儀寫信，用油腔滑調的口吻說：「你們那一小家庭，雖是新組織，聽來很是熱鬧而且有精神，我們避難人聽了十分羨慕。」所謂「新組織」的「小家庭」，是張幼儀依附兄長暫時寄居的地方——要等到二十七年之後，張幼儀才自己成家。徐志摩之毫無愧疚、全無心肝，可見一斑。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徐志摩搭乘的飛機在濟南党家莊附近墜毀，留下的是一具面目模糊的屍體。當時，其合法妻子陸小曼因長期吸食鴉片，在此沉重打擊之下更是精神恍惚，連去認領屍體的工作都不願承擔。於是，張幼儀毅然出面，冷靜果斷地處理有關事務：先讓八弟禹九帶領十三歲的阿歡前往濟南認領徐志摩的遺體，然後周密安排一切後事。在公祭儀式上，陸小曼突發奇想，要把徐志摩的衣服和棺材都換成西式的，卻遭到張幼儀的堅決拒絕。
民國第一位女性銀行家
一九二七年初，張幼儀的母親去世，張幼儀帶著阿歡回上海奔喪並留在上海。上海是中國最西化的城市，當時的觀察家感嘆說，上海的生活「如同萬花筒一般」。張幼儀先在東吳大學任德語教師，然後又創辦幼稚園和小學，她已是一名自力更生的新女性。
這一點，兩年以後跟張幼儀再次會面的徐志摩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徐志摩在寫給陸小曼的情書中，破天荒表達了對張幼儀的敬重之情：「Ｃ（張幼儀）可是一個有志氣有膽量的女子，她這兩年來進步不少，獨立的步子已經站得穩，思想確有通道……她現在真是什麼都不怕，將來準備丟幾個炸彈，驚驚中國鼠膽的社會，你們看著吧！」
對於精神世界足夠強大的人來說，厄運是自強的催化劑。張幼儀說：「我一直把我這一生看成兩個階段：德國前和德國後。去德國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國以後，我一無所懼。」
梁實秋在《談徐志摩》一文中，對張幼儀的評價最為中肯：「她沉默地、堅強地過她的歲月，她盡了她的責任，對丈夫的責任，對夫家的責任，對兒子的責任——凡是盡了責任的人，都值得尊重。」這位被自己的男人看不上的女人、這位不曾被丈夫愛過的「棄婦」，在身處絕境時毅然轉身，成為受人尊崇的女強人。
當張幼儀正在考慮是否繼續東吳大學教授第二個學期的課程時，有幾位上海儲蓄女子銀行的股東前來拜訪她。她們希望張幼儀到這家銀行做事，因為她在西方受過教育，更重要的是她的四哥張公權是中國銀行總經理，又是《銀行周報》這份討論中國政治與經濟問題的刊物的創辦人，是二十年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銀行家之一。
此前，張幼儀並沒有在銀行業工作過，但她敏銳地意識到，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她答應出任上海女子儲蓄銀行的副總經理，但不做總經理，「我心想，如果我哥哥是一家銀行的總經理，我是另一家銀行的總經理，那成什麽樣子」。
張幼儀在銀行界嶄露頭角，當然離不開她的四哥張公權的幫助。一九二零年代，作為現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一個群體，銀行家取代了過去「票號」老闆的地位。張公權是中國最早的銀行家之一，早年留學日本，入東京慶應大學，專攻貨幣銀行及政治經濟。一九一三年，張公權進入剛剛由大清銀行改組而成中國銀行，任上海分行副經理。
一九一六年，護國軍起，袁世凱政府命令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停止兌現存款。張公權認為，如果遵命而行，中國銀行將聲譽掃地，故抗命不從。不久，袁世凱憂憤而死，張公權不僅沒有受到中央政府的處分，反倒名聲大噪。
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蔣介石派人與張公權接洽，希望獲得貸款支持。張公權在孫傳芳的嚴密監督之下，冒險匯去三十萬元。一九二七年一、二月間，又先後借給國民革命軍一百二十萬元。蔣介石爲籠絡張公權，無所不用其極。
當一九二七年初張公權的母親去世時，剛剛佔領江南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突然出現在張家靈堂，進門之後居然倒頭就拜，仿佛死去的是自己的母親。蔣介石正是通過這一攻心戰術，感動了張公權，在其財政最困難的時候得到張公權的大力幫助。
然而，張公權很快發現，對金融家的態度，南京政府並不比北京政府更友好。蔣介石並不想建立一套現代金融體制，在蔣介石眼中，銀行只是他私人隨意提款的「錢袋子」。張公權幫助南京政府建立了中央銀行，但他哀嘆說：「軍人不明財政，而處處干涉財政，前途悲觀在此。」一九二八年九月，張公權與蔣介石就政府年度財政預算問題發生公開爭執，蔣介石怒氣衝天，竟以將其投入監獄相威脅。
不過，幸虧還有上海租界，張公權和銀行家們可以在租界裡繼續其事業。後來，張公權和張君勱（嘉森）兄弟都曾在國民政府擔任過高官，但他們從未與蔣介石建立起良好的私人關係。國民黨的統治在中國大陸崩潰之後，張公權不願去台灣，先赴澳洲大學講學，又應邀到美國加州大學、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講學，出版有《通貨膨脹的螺旋：一九三九至一九五零年在中國的經驗》等著作，闡述中國通貨膨脹的歷史背景，國民政府管理通貨膨脹的努力及其失敗之因。台灣方面將此書列為禁書。
張公權掌管中國銀行多年，參與制訂中央財政政策，卻兩袖清風、耿介清白。擔當國事，艱苦精勤、任勞任怨；事不可為，則斷然求去，無求於人。他晚年無力在美國購房，最後還是靠友人陳光甫、李銘的資助才得以安家。一九七九年夏，同樣旅居美國的近代史家郭廷以爲張公權之撰寫一生大事記。當年九月，郭廷以就因病去世，接著由郭廷以的學生姚崧齡撰寫該書。一九七九年，張公權以九十一嵗高齡在斯坦福大學醫院去世。張氏兄弟包括張幼儀以及他們龐大的家族，都沒有去蔣介石統治下的台灣，當然更不會留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大陸，他們遠走歐美各國，總算免於遭受威權或極權政治的迫害。
也許，作為哥哥的張公權對自己當年「錯點鴛鴦譜」導致妹妹婚姻失敗而深感內疚，故而要在幫助妹妹事在事業上開出一片新天地來。一九二七年，在張公權的支持下，張幼儀雖然只是出任副總經理，實際上卻是上海女子儲蓄銀行真正的掌舵人。這是一家現代中國獨一無二的銀行，它主要爲女性服務，這說明在上海已經出現了一個需要金融服務的職業女性階層。這家銀行是一九一零年由一群女性創辦的，往來客戶也多是女性，地點在市中心的南京東路上，很受老少婦女歡迎。張幼儀出任副總裁時，正是這家銀行瀕臨破產邊緣之際，她擔任的是「救火隊隊長」的角色。她當機立斷，說服債務人不要上法庭，因為銀行已經窮得連請律師的錢也沒有了。在四哥的幫助下，銀行度過難關，起死回生，並逐漸贏得了上海婦女界的信賴。
為了幫助上海女子儲蓄銀行吸納更多資金，張幼儀開發出「儲金禮券」的業務。上海市民在親朋好友有紅白喜事時，喜歡贈送禮品。這些禮品一般由家庭主婦準備，這種禮券正好滿足她們的需求。她們只需去銀行購買禮券，而不必挖空心思斟酌購買什麽禮物。禮券比禮物更實用——收到禮券的人可自行購買自己喜歡的商品。
抗戰伊始，上海婦女開展一場「獻金運動」，女子銀行積極參與，在活動的第一天，就收到金銀首飾和器皿等兩百多件，一時在上海傳為佳話。
正如西方觀察家所說，「中國改革最重要的標誌應該是女性的新地位」，張幼儀等新女性的出現，使得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張幼儀每天上午九點正準時到銀行辦公室上班，她的辦公桌擺在最後面，整個銀行的狀況一覽無遺。她的分秒不差的守時習慣，是在留德國期間養成的。每天下午五點，銀行下班後，她請一位國文老師來辦公室幫助補習一小時國文。她從十五歲起就中斷了正規教育，希望通過這樣的學習讓自己多瞭解一些中國的古典文學經典。
雲裳時裝：雲想衣裳花想容
六點鐘之後，張幼儀再到同樣位於南京東路的雲裳時裝公司處理相關業務。這是中國女性在上海創辦的第一家時裝公司，由她的八弟張禹九、上海名媛唐瑛、徐志摩的父親徐申如等合資創建。
或許因為父親是公司的大股東，徐志摩自以為是老闆之一，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在寫給周作人的一封信中說：「我新辦兩家店鋪；新月書店老兄想必聽過，還有一家雲裳時裝公司，專為小姐、娘兒們出主意的，老兄不笑話嗎？」其言語之輕浮油滑讓人生厭。
當年，在剛剛嫁入徐家時，張幼儀從僕人口中得知，徐志摩第一次看到她的照片，就嘴角向下一撇，充滿鄙夷地說了一句：「鄉下土包子！」徐志摩或許不曾想到，多年以後，被他蔑視的前妻居然成為時裝公司的老闆。
一九二零年代的上海，不僅是中國的工業、金融和文化出版中心，也是引領亞洲時尚的時裝之都。「上海的服飾多種多樣，上海人的穿著在中國最為時髦，靜安寺路、虹口市場、公共花園和騎手俱樂部廣場上的時裝秀非常有名，絲綢花樣繁多巧奪天工。」
雲裳這家時裝店集成衣店和服裝訂做於一身，在店裡陳列一些衣服樣品，再配合女士們的品位和身材加以修改。服裝上面裝飾別致的珠子、扣子，還有花結，都別具匠心，顧客可以得意地向別人誇耀說：「我這衣裳是在雲裳做的。」
徐志摩的朋友、名畫家李碧波常來店裡晃悠，靈感一來，還動手做一些設計，爲時裝增添雅致的風味。
「雲裳」的名字是張幼儀的八弟張禹九取的，典故來自於李白《清平調》中形容楊貴妃的句子「雲想衣裳花想容」。
雲裳也善於做廣告，在《申報》上刊登廣告說，這是一家「空前之美術服裝公司」，「採取世界最流行的裝束，參照中國人衣著習慣；材料儘量採用國貨，以外貨為輔；定價力求低廉，以期普及」；「要穿最漂亮的衣服，到雲裳去；要配最有意識的衣服，到雲裳去；要想最精美的打扮，到雲裳去；要個性最分明的式樣，到雲裳去。」
一九二七年八月間，上海女界發起慰勞北伐前線兵士的遊藝大會，壓軸的正是雲裳策劃的「最時髦的時裝表演」。時裝秀由唐瑛親自領銜出演，一登場即大撒雲裳的廣告卡片，隨從模特也「把各人手中的卡片好像雪花一樣的向台前飛著，大做雲裳公司的免費廣告」。《申報》報道說，八位模特「都是穿了極美麗極奇突的服裝，看得我（記者）眼花繚亂」。
很多名人都是雲裳的常客。作家梁實秋回憶說：「雲裳開幕不久，我就偕內人前去訂制外衣一件，張小姐（張幼儀）引我們參觀她的公司，規模雖不大，卻頗具匠心。江小鶼是負責策劃的一個人。張禹九（八爺）常去走去，卻不是負責人。禹九的一位哥哥（記不得是老五還是老七）是頗擅服裝衣飾的一個奇人，好像是參加公司的一些業務。」
作為雲裳時裝公司總經理，張幼儀每天下午到店裡巡視，負責查看訂單，與裁縫師傅討論設計圖案，盯緊所有事務。而自詡為老闆的徐志摩，從來不打理店裡的事務，與其說是老闆，不如說是顧客——他常常來店裡訂做衣服，如果要去旅行，就會找張幼儀訂做襯衫或長褲。有一次，張幼儀幫徐志摩做了一條領帶，徐志摩特別喜歡，回來後卻說，不小心將領帶搞丟了，張幼儀又吩咐裁縫師傅按照原來的樣式給他新做一條。
張幼儀早已不是當初那個害羞、內向、沉默的少女，在社交場合，她常常是中心人物。她在自己家中接待二哥、四哥和他們的朋友吃飯，她的家比兩個哥哥的家更有吸引力。二哥張君勱是法學家、哲學家、政治活動家，後來參與起草《中華民國憲法》，與之往來的大都是學術界的名流；四哥張公權的朋友則更多是銀行界和實業界的巨頭，對上海乃至全國的經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張幼儀對這兩個圈子的朋友都熱情接待。有一次，二哥問她：「怎麽從來沒有聽你埋怨那些前來拜訪我的人啊？」張幼儀回答說：「和別人聊天是你的工作，要是大家老不來找你，就表示你事情做得不好。」這位曾在深閨中暗自哭泣的少婦，如今變成了上海上層社會名聞遐邇的沙龍女主人。
單身的張幼儀進入了事業的頂峰。雖然她沒有「絕代佳人」林徽音、陸小曼的美貌，但她作為職業婦女的才華、學識與氣質亦自成一道亮麗風景。同樣是《新月》雜誌撰稿人、有「安福四大才子」之稱的羅隆基在三十年代也愛上了張幼儀。
羅隆基與徐志摩一樣是「天真自私漢」的典型。那時，他已是有婦之夫，爲了追求張幼儀，特意與張幼儀的二哥張君勱組成「再生社」，以為由此「近水樓臺先得月」，有很多機會到張幼儀家中作客。偏偏張幼儀對其冷眼以對。
羅隆基到處打聽張幼儀喜歡穿什麽衣服、喜歡什麽鮮花、喜歡什麽咖啡，然後精心挑選禮物送去，卻被張幼儀原封不地動退回。為了早日離婚，羅隆基不惜對妻子實施家暴。
消息傳到張幼儀耳中，她只是搖頭而已。此時的張幼儀早已不是當初天真爛漫的少女，她對人性有了深刻的洞察。她發現，羅隆基與徐志摩一樣，都是浪漫而自私的才子，愛情之於這類人來說，宛如越喝越渴的海水。
追張幼儀不果，羅隆基又跟有夫之婦、新聞界才女浦熙修勾搭上。之後，貪慕虛榮的羅隆基加入中共政權，一度享受部長級高幹的優待，卻在反右運動中成為大右派，被批鬥至死。若是張幼儀嫁給羅隆基，必將成為其殉葬品。經過了痛苦的心理煎熬，張幼儀有了保護自己的智慧，她知道在選擇作為丈夫的男人時，比才華更重要的是品德。
張幼儀很有經商理財的頭腦，她在大風大浪的股市裡賺了不少錢，在自己家附近給徐志摩的父母建了一所新房。戰爭期間，她囤積軍服染料，直到價格上漲一百倍才果斷出手。她還買賣過風險更高的棉花和黃金，同樣獲利甚豐。連二哥張君勱也佩服她的理財手段，在一九三四年成立國家社會黨之後，邀請她擔任會計，守住錢袋子。
張幼儀跟陸小曼只見過一面，那是胡適安排的一場家宴。吃飯時，張幼儀發現，陸小曼真的長得很美，有一頭柔柔的秀髮，一對大大的媚眼。當著眾人的面，陸稱徐爲「摩」或「摩摩」，徐稱陸爲「曼」或「眉」。張幼儀略帶酸楚地說：「我不是有魅力的女人，不像別的女人那樣，我做人嚴肅，因為我是苦過來的。」
徐志摩的墜機慘死和陸小曼在中國生不如死的晚年，讓張幼儀不再有失敗感，而有一種「閑看花開花落」的隔離感。對於徐志摩的放縱風流，她淡淡地評論道：「文人就是這個德性。」
她也不承認林徽音和陸小曼對徐志摩的感情達到愛的程度。對於林徽音，她評論說：「如果她林徽音愛徐志摩，為什麼在他離婚後，還任他晃來晃去？那叫做愛嗎？」
對於陸小曼，她評論說：「人們說陸小曼愛他，可我看了她在他死後的作為（拒絕認領遺體）後，我不認為那叫愛，愛代表善盡責任，履行義務。」
結論自然而然就出來了：「在他一輩子遇到的幾個女人裡面，說不定我最愛他。」張幼儀的確說得起這句硬話——臺灣版的《徐志摩全集》就是在她的精心策劃下，由梁實秋主編而成的。
遲到的幸福與寧靜的晚景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共產黨的隆隆炮聲中，張幼儀離開居住二十二年的上海，移居香港。她和哥哥們比當時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更清醒地知道中共的統治意味著什麽，所以選擇離開這個即將由惡魔當道的世界。
張幼儀不是政治中人，從未公開譴責過中共，但她對中共不抱有任何幻想：中共不會允許私人銀行存在，也不會允許時裝公司繼續開業。正如張愛玲所說，雖然沒有研究過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但她看到共產黨人清一色的毛式服裝和秧歌，就無法忍受，如果要她穿如此千人一面的醜陋的衣服，她寧可死去。多年以後，逃離中國的作家廖亦武也宣稱，他與共產黨的對立，首先是審美品位上的對立。
張幼儀對共產黨的深刻認識，或許也受到徐志摩文章的影響。一九二五年，徐志摩訪問蘇聯，在莫斯科紅場看到的景象是，「沒有光榮的古蹟，有的是血汙的近跡」，「沒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偉大的恐怖與黑暗」。
徐志摩拜會了托爾斯泰的女兒，更確定了他對蘇聯的懷疑：「她說現代書鋪子裡托爾斯泰的書差不多買不著了，不但托爾斯泰，就是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班作者的書都快滅跡了；我問她現在莫斯科還有什麽重要的文學家，她說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徐志摩指出，莫斯科相信天堂是可以實現的，但現世界與天堂之間隔著一座海，一座血汙海，人類泅得過去，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這血海。
後來，徐志摩進一步質疑北伐為何是在蘇俄的控制之下，「為什麼自己革命自己做不了軍師，還得要外國的主義來策劃流血？」他發現，列寧這個「外國的野鬼」已經鑽進了孫文的棺材裡面。
一九二五年，徐志摩回國之後，接任孫伏園的《晨報副刊》編輯之職，「赤白仇友」之爭因此興起。徐志摩在評論文章中指出：「中國對蘇俄問題乃至共產主義與中國，和國內共產黨一類問題，到今天為止，始終是不曾開刀或破口的一大大疽。」
在他看來，中俄邦交的問題，其實是「中國將來國運問題，包括國民生活全部可能的變態」。後來，報館遭到左派暴力分子縱火焚毀。徐志摩挺身應戰，宣稱他不會被嚇到。而與之論戰的對手中，有一名即位此後中共的元帥陳毅。英年早逝的徐志摩沒有看到後來共產黨的得勢，卻早在二十年代中期就發現了蘇俄這個人間天堂背後的血汙與謊言。
在香港，張幼儀終於收穫了她遲到的愛情。愛人不是來自於「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文化圈，追求她的男子是樓下的鄰居、朴實無華的醫生蘇紀之醫生。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蘇紀之向張幼儀求婚，張幼儀分別向二哥、四哥徵求意見——她雖然在英國和德國生活與求學多年，在中國最西化的城市上海生活了多年，但在骨子裡儒家傳統文化的男尊女卑觀念仍然揮之不去。
父母已過世了，這個四十九嵗的中年女子，卻還要向哥哥們就自己的歸屬徵求意見，這就是「精神上的小腳」的殘留吧。儒家文化對中國女性長達兩千多年的精神戕害，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去除的。明朝大儒劉宗周如此描述母親的言談舉止：「居恒自操女紅，外輒扃戶靜坐，坐或終日不移席，動止雍容，一中規、一中矩，步趨而裳襞不動，謦咳之聲未嘗廳除。」這是儒家理解的標凖女性應有風範。
張幼儀的一生，始終未能完全從中脫繭而出。
四哥張嘉璈始終沒有回復，或者他覺得那是妹妹的自由，自己不能橫加干涉。而一直告誡妹妹要遵從自己內心感受的二哥張君勱，一會兒發來電報說「好」，一會兒又改變主意說「不好」。在反復躊躇之後，這位新儒學的代表人物來信表態：「此名教事，兄安敢妄贊一詞？妹慧人，希自決。」張君勱的拘謹與守舊，恐怕連他的老師梁啓超都會不以為然吧。
在這種情況下，張幼儀只好給遠在美國的兒子阿歡寫信：「母擬出嫁，兒意雲何？」她的理由很簡單：「因為我是個寡婦，理應聽我兒子的話。」
徐積鍇是一名土木工程師，他的回信不僅富於辭采，而且情真意切，令人動容：「母孀居守節，逾三十年，生我撫我，鞠我育我，劬勞之恩，昊天罔極。今幸粗有樹立，且能自贍。諸孫長成，全出母訓。……綜母生平，殊少歡愉。母職已盡，母心宜慰，誰慰母氏？誰伴母氏？母如得人，兒請父事。」
相對於困守「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類儒學名教的二哥張君勱，阿歡表現出了以人為本的現代文明價值觀，他在美國生活，已經融入美國社會，並接受美國的個人主義的價值觀。
一九五三年，五十三歲的張幼儀和蘇紀之在東京舉行婚禮，之後兩人共同生活了二十年，那應當是張幼儀一生中最幸福的二十年，儘管她在上海的事業已不復存在，她重新成為一名普通、平凡的家庭婦女。
一九七二年，蘇紀之因腸癌去世，張幼儀搬到美國，住在兒子家附近。一生中最後的十六年，安寧而平和。張家龐大的家族常常在海外相聚，張幼儀的八弟張籲九的孫女張邦梅幫助張幼儀整理了口述自傳，成為家族中對姑婆的一生最瞭解的後代。
張邦梅還記載了晚年的張幼儀與自己的爺爺張禹九這對姐弟之間就對徐志摩的看法的微妙矛盾。張禹九一生都很崇拜徐志摩，對徐志摩的欣賞超過了對自己的姐姐的同情。張禹九在臨終之前還特別叮囑張邦梅在研究和寫作之時要「對徐志摩仁慈一點」，而且要求在他的喪禮中朗誦一首徐志摩的詩。
張幼儀和張禹九都曾來張邦梅家做客，張邦梅觀察到有趣的細節：「姑婆待在我們家的時候想來都很自在，可是一有爺爺在場，就顯得不自然又拘小節，說起話來帶著尖銳而且比平常用力的嗓音，好像擔心爺爺會質疑她或譏笑她的權威似的，而爺爺的確有把她的意見看得微不足道的傾向。」
而這種隱藏的衝突乃是處事風格的不同，甚至可以說是徐志摩人格與張幼儀人格的衝突的延續：「爺爺平時那種調皮搗蛋又愛說笑的態度（張家每個人都說這點最像徐志摩的個性），似乎被幼儀那正經八百的態度給壓了下去。」
一九八八年，張幼儀以八十八歲高齡逝世於紐約，安葬在市郊墓園，墓碑上刻著「蘇張幼儀」四個字。她的一生，有痛苦，有挫敗，有愛，有成功，經歷過死蔭的幽谷，然後就是花香滿徑。
＊作者為旅美作者。[本文選自作者新著《1927民國之死》(八旗文化出版)]
本書作者仿效黃仁宇《萬歷十五年》之筆法，挑選了25位代表性人物，透過書寫他們在1927年前後的生命歷程、政治理念與精神取向，來呈現中國的真實面貌，進而探討近代中國由帝制走向憲政共和的轉型為何全盤失敗。其中既包含了蔣介石、毛澤東、汪精衛、胡適等重要人物，但為了突破傳統國共兩黨單一史觀的框架，余杰更廣泛地納入過去不被重視的角色，諸如其中包括代表了庶民社會的商人、農民，如劉大鵬、張幼儀；為少數民族與邊境地帶發聲的川島芳子、圖登嘉措（十三世達賴喇嘛）；還有反映了列強的觀點的鮑羅廷、史迪威等外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