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每個人都有他特殊的生長環境，這些際遇與經驗當然也會影響他們的觀察。許多七十、八十幾歲的人早年在戰亂中成長，他們漂泊流離，沒有任何實體資本之庇蔭，唯一幸運的機會就是讀書、求學，然後得以循經濟階梯向上攀爬；他們的經驗當然會得到「教育機會是社會流動最重要因素」的結論。但是這些個人經驗，恐怕不適合作為一般性的論述，而也對當下年輕人的深沉鬱卒，缺少深刻的體認。
就隨便拿幾個現實面的例子來看吧：華爾街那些金融肥貓，發財都靠壓榨訊息不對稱消費者而來，金融海嘯發生後又靠黃金降落傘再撈一筆。一群肥豬或肥貓富豪使1%高所得者所佔所得份額越來越大，這跟教育機會有什麼關係？再看歐洲大陸的貴族、台灣社會的世家、美國那些智商不到一百也能進耶魯大學的巨富，完全是皮凱提所描述的「財富世襲」的典型。這些家族代復一代佔盡好處，哪裡是一個鄉間孩子有機會念大學所能項背？復論CEO彼此包庇高薪，分明是制度與公司治理出了毛病，與教育均等何涉？就算教育機會均等如台灣，對於那1%、0.1%高所得者所得份額的持續攀升，又哪裡有什麼改善？
簡言之，教育機會改善是貧窮子女跨代移動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教育比較能提升低出生背景者的向上機會，但是對於高所得群的財富世襲結構，卻全無扭轉能力。已經是1%階級的人比較喜歡強調教育的重要，不喜歡談累進稅、遺產稅、財富稅，因為後者是會讓他們「痛」的改變，而前者是與人為善的、展現愛心的、「大家一起走向光明」的。但是我用白話文說，是解決不了貧富差距擴大問題，是迴避當前稅制不公的，是有轉移焦點的、是可能有自利目的的。皮氏在書中明白指陳提升教育對於改善現階段所得不均助益恐怕有限，但是有些人就是對遺產稅累進稅等「正港」建議視而不見。
七、台灣降遺產稅，誰在助紂為虐？**
在11月16日的論壇中，張忠謀先生坦言，台灣2009年將遺產最高邊際稅率由50%降為10% “was a mistake”，恐怕是許多人的共同感受。
皮氏訪台期間，我與他聊起五年前台灣降遺贈稅的種種，令他瞠目結舌。2013年他與Saez教在Econometrica期刊發表專文，推導出最適遺產稅率，是50% 至60%之間。實際資料看，全世界各國也多在35%-55%之間。台灣最高邊際稅率原本是50%，2009年後降為10%，夫復何言！
你如果問我：過去十幾年中華民國政府所推政策中最爛最爛的是哪個政策？我可以毫不猶豫地告訴你：就是在2008年將原本50%最高邊際稅率的遺產稅率，一舉降為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