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從2002年底接任人行行長至今已近12年，他是中共建國以來任期最長的人行行長，堪稱中國金融界的長青樹，即使年齡已超過65歲的退休年齡，但他仍得到北京的特許延任，顯見其份量與重要性。
而周小川擔任行長的這12年，也正是中國在全球經濟與金融界中，能見度與影響力快速提升的12年。2008年金融海嘯後，中國甚至被提升到與美國並列的「G2」地位，全球經濟的「決策集團」也由過去的「G7」移轉到「G20」。周小川頻繁的出席各項國際金融會議，幾乎成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代言人；在美國聯準會（FED）主席柏南克卸任後，也成為G20集團央行總裁中最資深而有影響力的總裁。
在周小川手上，貨幣政策支持中國每年兩位數的經濟成長、穩定的度過高通膨、駛過金融海嘯，同時逐步放寬國內的金融與利率管制（雖然尚未竟其功），對外則是人民幣在國際上揚眉吐氣，人民幣國際化腳步走得較過去更快，全世界各國幾乎都在與北京簽訂換匯協議、建立清算機制、爭取離岸中心，其建樹算是不少，也因此其下台與否才會如此引起矚目、議論。
中國的人行不論在體制或實際上，與其它國家央行的「獨立性」仍相距甚遠，人行基本上接受國務院指令，是北京整體官僚體系的一環。不過，當中國經濟在推動金融改革以消除泡沫、化解影子銀行問題、減少整體債務上，與放寬貨幣政策、保增長的政策上，卻有一定的矛盾與衝突。
作為人行行長，周小川基本立場當然是以金改為主軸，但為了保增長的政策要求，人行還是陸續推出了幾次「定向降準」（降低存款準備率）、定向寬鬆的政策，但其幅度與廣度卻未必合北京的期待。因此，如果周小川下台，外界認為可能代表保增長派勝利，中國的金融改革又要延遲數年，甚至可能造成難以收拾的泡沫。
另一個政治上的考量是：習近平上台後，雖然讓周小川延任，但他終究要有一個「自己的行長」─這就像1987年，原FED主席伏克爾任期屆滿時，雷根總統的幕僚建議其換新的主席的理由一樣─要有一個「自己的FED主席」。
不過，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歷經30多年，早已遠遠超過回頭點，內部會有爭議者大都屬技術性問題─如開放腳步時程、經濟重心由出口移向內需消費等，並不會涉及基本路線問題。所以，縱然周小川下台，但中國經濟繼續開放、追求成長的路不會改變，所差者大概是改革開放的速度而已。
當然，有一個最大的風險是：周下台，中國重回增長老路，加大刺激經濟的力道與幅度，結果可能「擠出」較漂亮的增長率，但養出更大的泡沫與債務，對未來的中國經濟造成更大的傷害。畢竟，從國際案例看，不論是去槓桿、與通膨作戰，都必須忍受短期的痛苦與較低的成長。如果中國不願接受、忍受短期的較低成長，未來可能迎來一場金融風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