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本質終究是要解決人民共同生活所面臨的真實問題，高玉樹之所以能一再擊敗國民黨，一方面故然是當年還佔首都人口相當比例的台北本地人，因為清末以來建立的現代城市精神，而對於國民黨獨裁政權的專制與落後強烈不滿，但另一方面也因為這樣的首都民氣，有高玉樹這樣並非「理念先行，政策沒有」空想家的人物帶領，在政黨不存在的年代，在台北市建構一套自外於國民黨恩庇侍從體制平行的民主政治網絡。高玉樹許多謹慎的決定，並非膽怯（那個年代有誰比他更嚴重羞辱黨國體制？），而是他掌握的政治實力，遠超過其他同代黨外人士的總合。
社會不可能只有上層結構，沒有下層建築。何況，物質建設絕非某些沒有實際政治經驗的素人所想，是「去政治的」、「理念缺乏的」、「純粹技術的」。高玉樹的市政建設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存在一套完整的發展理念，並以此耦合起黨國獨裁體制中被割裂隔離的專業與政治。至於高玉樹對於市政的概念之所以能超前台灣社會，一方面是他能讀日、英、德、法四種語言又勤快地參與政策擬定，而足以使今日自稱有國際觀的台灣政客（比如似乎不會做英文簡報的「自以為創業」家連勝文）汗顏，此如高玉樹甚早便得知「大眾運輸導向的緊湊城市」這個觀念，並因此堅持民生社區鄰里商業體系的規劃與路線商業區的保存。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高玉樹敢於挑戰威權體制，那時，開路可不只是做工程。這當中遇到許多阻力，是黨國體制畢竟壓過黨外首都的例證，比如光復北路的彎曲或富錦街的斷裂，都持續至今。而民生東路二、三段的延誤開闢與民生東路的時寬時窄，正是柯文哲力捧的「蔣經國的政商關係」的遺毒。本來在高玉樹擬定的都市計畫中，民生東路是與仁愛路相同規格的林蔭大道，而台北市區也因此會呈「雙龍環抱」之姿。但民生東路與松江路口的救國團（現在中央社等單位所在的志清大樓），正是蔣經國人馬的權力基礎，而民生東路道路預定地，則多為與蔣經國交好的某本省籍財團所有，雙方合力干擾高玉樹的施政，於是民生東路整個規劃規模縮水延宕，更導致北中山區後來土地重劃作業除了取得土地，缺乏都會發展的整體性思考。
高玉樹在台灣戰後政治史與台北市發展史的地位，之所以限於老台北家庭的口耳相傳，卻未見於大眾傳播，主因在於後來形成民進黨的新興黨外勢力成形時，高玉樹卻因胞弟遭國民黨栽贓入獄，被「脅迫擔任為內閣閣員」，使高玉樹的形象成為友善卻陌生的早期無黨籍仕紳。但對於國民黨來講，雖然被黨國傳媒捧上天的十大建設期間，高玉樹擔任交通部長，對工程的實際參與理當高過負責找錢的財政部長李國鼎，更不用說其他國民黨官員，但在「蔣、孫、李」的神話中，當然不容黨外人物存在。只是，市政是延續的，人民是延續的，素人不知道高玉樹是歷史差，市長不知道高玉樹與許多市政問題的所以然，怎麼可能會是個好的台北市長？
有一種自以為務實的說法，認為「以前台北市喜歡黨外，現在喜歡國民黨，所以在台北市要當選就要迎合國民黨價值觀」，所以為了在台北市勝選，就得吹捧蔣經國、遺忘（或毋須知道）高玉樹。然而，缺乏理念不代表務實，選舉從來就是分眾的，而支持高玉樹的選民及其後代，後來也仍是首都反國民黨選票的票倉。台北市的政治傾向改變，並不是意識形態偏好轉變，而是人口結構不同，這有夠多的實證科學分析足以證明，不去理解這點，單純幻想反正反國民黨選票必然含淚投票，所以開始唱旺蔣經國，那既不可能當好台北市長，又幹嘛不去代表國民黨參選？
在德國漢堡，一座自由市民自豪的經貿大城，市政廳牆上寫的拉丁文是Libertatem quam peperere maiores digne studeat servare posteritas（自由，由你的先輩所贏取，後來的人們，請對它予以尊敬），這樣的城市靈魂，與高玉樹老市長被論者評為「為了千秋拼一時」的精神相通。要代表台北的反國民黨傳統，必知高玉樹。
＊作者為台北市大稻埕人，因為老家就在台北車站旁邊被推舉或鄙棄為本土型天龍人。自以為是進步的社會自由主義者，但留學時被歐洲同學揭發自由主義認同來自於當不了社會主義者又覺得保守派屬於鄉巴佬。唸過一些法律，但也常被誤會唸的是交通都計或社會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