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高玉樹連任失利，則恐怕是國民黨豐富的作票史中，規模最大的一次。不但公教人員被集中投票，「紅燈戶」被恐嚇票開不出來便抄牌，國家機器更是恩威併用，全力動員。即使是戒嚴時期，當時報紙分析台北市選舉結果，寫出來的竟也是「在數萬黨員支持下所造成的競選浪潮」、「廣播公司和民防廣播系統對這次選舉儘了可貴的協助之責」、「軍人票已百分之百的集中投給一個候選人。總票數在三萬至四萬票之間」。
而高玉樹的政治實力之強，即便三天兩頭用社論攻擊高玉樹的聯合報，也不得不透露出台北市人的政治勇氣，畢竟在當時的報紙上，顯示落選當晚，北門口高玉樹競選總部前聚集了「數千人」。為了避免情況失控，高玉樹也在競選總部上高掛「成敗在所不計」、「公道自在人心」兩條白色布條。
國民黨以這種偷吃步，第一次選上台北市長，但國民黨在台北市的執政表現，卻被認為遠遠不如高玉樹。因此當高玉樹在1964年「復出」時，僅管與上次當選相隔十年，而國民黨投入的資源又多到被民間戲稱為「世界大戰」，但高玉樹依然以顯著的差距擊潰了國民黨提名的周百鍊。這場選舉，換來了台北市升格，而高玉樹也就因此連當了八年市長。
直到今天，許多台北市最好的都市建設，都是由高玉樹在這八年所推動。比如說，高玉樹找來顏水龍協助，參考巴黎香謝大道，而闢建了由綠島和噴泉構成的仁愛路及敦化南北路林蔭大道；新築了由北一號隧道（後來的自強隧道）經復興南北路直通南一號隧道（後來的辛亥隧道）的「南北快速道路系統」。也是在這個時期，高玉樹運用美援經費，打造出民生社區這遠超越所處時代建設水準的示範社區。
諷刺的是，僅管雷震組黨會讓國民黨感受強烈威脅，主要原因是高玉樹這位真正取得群眾支持的實力人物參與其中，但某些所謂「台派學者」，卻因高玉樹的諸多政績與「開路市長」之美譽，而將高玉樹「貶為」一個「工程師」市長（畢竟他也真的是位工程師），好像別的黨外在努力對抗政府時，高玉樹只顧著蓋馬路（奇妙的是，同一位「台派學者」後來在為與國內某大企業關係密切的某南部國民黨本土派人物的傳記作序時，卻力讚這位國民黨人充滿台灣精神）。
且不論高玉樹在硬體建設外，作為台灣極少數富有藝文素養的高官，如台北市立交響樂團等文化機構，都是由高玉樹力排眾議所籌設，而抑鬱多年的本省籍前輩音樂家如郭芝苑的作品，也都是在這時透過北市交而能對外發表（郭芝苑因此創作了＜大台北大進行曲＞），高玉樹豈「只是」個「開路市長」？而開路與民主又豈是無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