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這個剛性體制導致了兩個可能的問題：第一，自下而上的信息流通困難；第二，啟動應急對策的時間滯後。這兩者是互相關聯的。信息流動不暢或高度不確定，就會導致決策過程的拖延不決。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exposes the imbalance between china's government and other form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said sociology professor and APARC faculty member Xueguang Zhou in a discussion with students. Read the @StanfordDaily's coverage: https://t.co/x4Lihhz9xT
— Shorenstein APARC (@StanfordSAPARC) March 2, 2020
第三個問題，是專業人員在政府決策過程中的角色作用。流行病疫情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也是非常專業的問題，它有多大的可能性？有什麼樣的特點？人傳人可能性和擴散速度有多大？這都需要專家研究、判斷。但在很長時間裏，我們聽不到專業人員的聲音。我們現在知道的信息是，個別醫生根據信息和自己的專業判斷，把可能的危險性告訴周圍的人。在SARS期間，蔣彥永醫生站出來公開信息，才使得信息公開化，推動了SARS疫情的應急措施。
專業化的獨立判斷和專業化精神是一個複雜社會有效組織起來應對危機的重要基礎。如果專業人員不能有獨立判斷，或者專業化邏輯與政治邏輯、官僚邏輯發生矛盾時，沒有權威性，不能堅持己見，不能得到尊重，那就會導致嚴重後果。
前兩天讀到兩位流行病專家的訪談。他們提到，在流行病疫情可能發生的情形下，應該做最壞的打算，盡快採取行動，隔離防治，多管齊下，化大氣力採取應對措施。這就是專業的邏輯。但在早期階段專業人員是否發聲，他們的聲音在決策過程中有什麼作用？當然，信息不確定，可能會有不同意見和爭論，那麼在這種情形下應該如何決策？這些方面都是值得反省的。我們需要專業人員，首先是因為他們有專業知識，更重要的有他們獨立判斷的專業精神，獨立於政治邏輯和官僚制邏輯。
新冠疫情下如果整個社會、各行各業都官僚化，專業組織也官僚化，那麼就不會有有力的專業邏輯參與決策過程。如果自上而下的政治壓力或官僚習慣成為人們在處理各種事務的依據，而不是以專業知識和精神行事，那麼信息的採集和傳遞都會成為大問題，在疫情事件中就會導致重大後果。
也就是說，這樣的情況下，專家需要一個發出自己聲音、參與到決策層的渠道？
是的。根據我們現在的許多粗略信息，在早期階段已經有了一些信息，那麼專業人員是如何解釋和判斷的，他們是不是參與了決策，他們的聲音有多大？當然，因為信息不確定，專業人員也可能會判斷錯誤，這是另外一類問題。但在我看來，雖然在官僚體制裏有許多專家參與，但長期強調政治掛帥，沒有積極鼓勵和培育專業精神。而且，專業組織本身也在官僚化，以政治邏輯為重。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情形。我們在這裏討論這些問題不是要討論責任問題，而是把這些因素放在桌面上考慮，總結經驗教訓，以便今後避免這種重大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