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危機中有人再次提出了組織學習的類似問題。這次病毒疫情是流行病性質，與上一次的SARS有很多相似之處。我的問題是，我們在SARS中學到了什麼好的經驗？有了怎樣更好的對策？尤其在早期階段，當信息高度不確定時，應該怎麼去收集信息，怎麼樣去處理信息，怎樣決策？這些問題都有待回答。我們有了全國疫情直報系統，但沒有發生作用。這說明應對危機不能只是依靠硬件技術，更重要的是危機管理和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進。我們要從組織學的角度去考慮，這個組織是怎麼建構起來的？其中的信息是如何傳遞的？信息是怎樣被加工的、怎麼被解釋的？決策過程是怎樣構建的？我們需要從這些慘痛的教訓中學到有價值的經驗教訓，以免重蹈覆轍。
比如說，現在已經聽到讚揚舉國體制在應對疫情危機的種種說法。如果只是看到舉國體制和剛性政府在後來控制疫情中的有效動員，而不去反省這個體制在自下而上的信息收集與傳遞、各級官員的主觀能動性，培育專業性精神，民間組織的積極作用這些方面的種種問題，那很可能學到了錯誤的經驗教訓。因為我們可以想象，經過振蕩以後可能有很多社會的不滿、社會的情緒暴露出來的，如果由此得出的結論是要進一步強化目前的管控體制，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從組織學角度，還可以多說幾句。高度關聯的政府組織並不總是有利於應對災難危機的。例如，經濟學研究指出，不同社會中的大饑荒通常不是因為物資短缺導致的，而是因為強政府的政策失誤，加上嚴格管控和限制信息流動造成了資源配置不當所致。在中國1960年代初發生的那場大饑荒也是如此。根據已有研究記載，當民眾食不果腹，外出逃荒求生的時候，地方政府官員將逃荒人員半路截下，困在村中，導致大面積的饑餓死亡。官員行為被政治邏輯所左右，不能給國家丟臉，不能讓災情信息擴散出去，所以要封鎖。百姓的邏輯要出去逃荒活命。在這個情形下，政治邏輯與百姓生存的邏輯就發生衝突了。本來可以通過信息流動誘導食品流動或饑民外出逃荒而生存下來，但在官僚機器的強制下失去了這些機會。所以，舉國體制、剛性政府在應對危機中如何行為才是良策，需要具體場景具體分析。有時，體制是問題的淵源而不是解決問題的答案。
我要強調是，舉國體制在當下疫情條件下推行隔離禁流舉措，是合理的而且是成功的，因為在這一點上，流行病防治原則，國家利益，地方政府利益與民眾利益是一致的，這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但若是不去仔細分析官僚體制的政治邏輯與民眾生存邏輯是否衝突的話，那就會導致巨大的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