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風暴》社會學家周雪光深度分析:疫情暴露中共「剛性」體制弊端

2020-03-03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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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湖北省武漢市,醫護人員挪送一位因新冠肺炎而死的病患。武漢肺炎。(AP)
中國湖北省武漢市,醫護人員挪送一位因新冠肺炎而死的病患。武漢肺炎。(AP)

此次武漢疫情發生以來,我們看到很多慘烈的故事,很多病人無法得到救助而去,以及生活面也出現各種問題,你覺得這和政府的組織能力有關嗎?

這是我想講的另外一點。這些年來出現了強政府、弱社會的趨勢,政府包辦一切,社會的自組織能力急劇萎縮。所以當政府一旦難以應付時,出現的空白就沒有社會機制來彌補。在這次疫情事件中,我們看到在整個過程裏面基本上只有政府這一個積極性。事無大小,都政府需要出面組織。只有政府動起來,各方各面才動起來。但如果政府不作為或者不能作為,例如早期階段,大家只能等待。這與以前的汶川地震時的情景形成鮮明對比。汶川地震時,很多的民間組織和個人都積極參與救災,從捐款到自發組織起來前往救援。當然,我們後來也知道災難救援是需要高度組織的,否則的話車輛堵塞在路上,反而起到負作用。但至少我們可以看到民間組織活躍參與的積極性。這一次看到的是,武漢封城以後,在民生方面出現很大問題,包括患者救援問題,但幾乎沒有聽到有民間組織積極參與,來緩和突如其來的民生問題,只有一些自發的鄰里互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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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一個醫生朋友說道,她擔心的不僅僅是被病毒感染的病人,而且還有其他各種病人。醫生會把所有精力投入到所謂的病毒治療當中,這些病人在這個關口可能會被忽略不顧,造成新的傷害。後來我也讀到一些事例,例如一位住院的肺病患者被趕出去,因為需要騰出床位給新冠肺炎病人。如果有社會多方的積極性,這些問題可以得到緩和。

我想要講的是,在剛性政府的趨勢下,民間社會的自我組織的能力,自我調節的能力被削弱了。所以當政府因為自身局限做不到的事情,本來此時應該有很多民間組織可以行動起來去彌補這種不足的,但是在這個疫情事件中基本上都沒有什麼行動。比如封城以後,政府難以一下子解決這一重大決策引發的各種問題,如市場供應、物資調配等問題,在正常情況下已有渠道協調,但是封城以後突然很多渠道都不運轉了,政府又沒有能力做好的時候,也沒有出現相應的社會組織來彌補政府功能的缺失。這是我在觀察武漢疫情的時候的一個感慨,一個積極性和多個積極性之間的關係。

那你怎麼看湖北省和武漢紅十字會呢?

紅十字會是政府組織。武漢紅十字會的表現也說明這個問題。按照政府的邏輯,什麼事情都要統起來,只能交給紅十字會。疫情危機以來,各方捐贈了很多物資,但都需要經過紅十字會才能進一步分發。我想,武漢紅十字會不是為如此大規模救災活動而設計的。它本身是一個官僚機構,有自己的規則,按部就班行事,加上人手不夠,能力有限,不堪重負,無法應對大規模湧進的捐贈資源。把重大任務交給這樣一個組織,暴露出一系列問題,是不奇怪的。如果有很多民間組織活躍在不同領域,比如說運輸,醫療以及其他專業性組織,可以把捐贈資源盡快地分發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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