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大法官會議規則」第3條：「中央或地方機關於其職權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適 用法律命令發生有無牴觸憲法之疑義時，得聲請解釋。」第4條：「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其職權上適用法律或命令，所持見解與本機關 或他機關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示之見解有異者，得聲請 統一解釋，但該機關依法應受本機關或他機關見解之拘束或得變更其見解者，不在此限。」因此，得「聲請解釋憲法者，以機關為限」，人民不得提出聲請。當時提出釋憲之聲請以監察院為多。在大法官依憲由監察院同意產生時期，監察院提出之大法官會議解釋案絕大多數均被交付解釋，共計提出聲請四十二次，僅一次不受理。
殆經修憲，大法官不再由監察院同意之後，監察院迄今共計提 出聲請九次，三次不受理，一案仍未解釋，僅有六件獲得司法院法官解釋。
伍、強化監察權
目前司法之弊，常隱身於「司法獨立」之後。職司審判之法官如此，負責偵查起訴之檢察官亦復如此。審視監察院目前處理案件之樣態，僅對司法人員之貪瀆、風紀等事進行彈劾，至於適用法律之違失幾乎完全不碰。監察權侵入司法之核心事項固所不宜。但是，遇到法官執意違法裁判時，監察院似乎沒有不管的道理。
監察院對高雄地院唐法官審理車禍傷害案件，就不具備羈押條件之人裁定交保一案，通過彈劾，當屬監察院對非法審判作出彈劾，並經司法院通過懲戒之第一件案例。
由此案例可知，監察權並非不得對非法審判作出糾彈。然而在后豐墜橋案中，監察院報告提出有關白日檢證夜間犯罪之不當，仍不被法院接納。邱和順擄人勒贖案，監察院質疑單憑八十餘次相互矛盾自白判處死刑案件，亦未被法院撤銷改判。鄭性澤案再次提出新證據要求最高檢提出再審。均是監察院在目前職權範圍最大極限提出對司法的質疑。若不能在法官法要求法官評鑑中檢討法官之枉法裁判，與經驗法則背離的乖張判決是無法禁絕的。外國法制對法官出任不論是民選或是任命都有一定淘汰的方法，唯獨我國在考訓及格，實任法官後，幾乎完全不受節制。此一法制上的缺點，實是司法革新的重大議題。
監察權不為當政者喜，自古而然，被殺被貶之御史多不盡書。偶有明君，聞過輒喜，變成為史書推崇的對象。五權體制下的監察院，立監兩院有互爭權力之情結，溝通一直不良。行政院當然對監察院的糾彈調查，顧忌甚深，除了從預算刪減，到消極應對調查與糾正，莫不以杯葛限縮監察為考慮。
從蔣中正任總統時起，一再欲把監察權縮小，便刻意型塑監察權是「事後權」的觀念。目前，監察權是事後權幾乎已成為政治學界與行政學界的通說。其實，規劃政策固為行政權，但在政策執行中，以發現之規劃錯誤或是執行偏差，作立即之糾正，仍有其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