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好幾家公司當過職員，有一家公司把我安排在總經理辦公室，做點文案，填填表格，有時跑一趟工商局，有時一整天都無大事，我就在網絡論壇裡跟人討論文學與讀書，上午連著下午，寫帖回帖，不亦樂乎。我的直接上司——辦公室主任，是個四五十歲的中年男人。有一次他從我身邊路過，扔下一句話：「你一個人整天一聲不吭地在幹什麼事情？」
他只是一說而過，卻讓我心有愧意。我很得主任賞識，他跟我說過許多他過去的事，參軍時他當過文藝兵，能歌善舞，會吹笛子，也能寫文章。公司開年會K歌，他總是搶著唱他那個年代的歌曲，當著在場年輕人的面毫無怯色。他不理解我能對著論壇藍灰色的界面廢寢忘食地坐一天：一個人怎能如此不合群，只要同事不來找我，我可以整日不和他們說話。
他也用電腦，但這面神奇的大屏幕，對他的意義和對我的意義完全不同。他每天需要接觸活人，而我不需要，不但不需要，我還可以跟看不見的其他人解釋剛才發生的事：「主任剛露了下頭，沒事，自動忽略他……」
有台電腦真是太美妙的事情，你不必跟人群待在一起了。有了移動電話，你置身茫茫人海自顧自地說笑，如同面對一片真空。一貫冷視高新科技的鮑德里亞在《冷記憶》裡寫過一段話：
「新的城市側影：街角上有個人一直不走，手裡拿著他的手機，或者像無精打采的野獸圍著自身打轉，同時無目的地說個不停。這是對所有路過行人的侮辱。只有瘋子和酒鬼能夠如此踐踏公共空間，無的放矢地說話，但是他們至少與自己內心的妄想連接著。而這個蜂窩人向所有人強加著他們並不需要的網絡的虛擬在場，網絡成了頭號公敵。」
鮑德里亞有過激之處，但他的敏感不無道理。鮑德里亞想說，技術讓我們自認為自由、獨立，擁有一個自己的世界，但實際上，我們並不是不需要身邊的他人，是他們給你的安全感，讓你能夠旁若無人地接電話、打電話。
鮑德里亞逝於2007年，享壽七十有八，他要是再年輕點，看到「低頭族」時，大概會恨得直咬手絹。所有人無視所有人，所有人都在向其他人強加「網絡的虛擬在場」，而且每個人都陶醉其中，感覺非常自在。到了這個階段，我只需要有一台設備，一個聊天工具帳號，能上信息交換平台，就能永遠保存所謂的「獨立人格」了——假如獨立僅指在人群中能安之若素地做自己的事的話。我永遠可以無視當下所處的人群，我的心與形彼此不一；前一分鐘我還微笑著與同事打招呼，後一分鐘就在窗口裡碼一句：我日，跟財務小胖子擦肩而過，他今天有口臭。
標榜思想獨立、不受他人影響的人，多少都要用文字表達一番。有了電腦後，寫作大大降低了一個人忍受人群的難度。寫作者有很多地方可以發表，短則幾句話，長則幾行字，最有空的人碼一篇文章，多數情況下，總能找到人跟他們唱和，相應的，寫作者（身體的或精神的）獨處時間很長。在一個公共空間裡，寫作者可以完全不顧他人在幹什麼，不僅如此，任何時候他都可以嘲笑人群，並讓另一些人聽到自己的嘲笑。
拜技術進步所賜，我們獨自一人時，只要待在安全的地方，也能保持足量的自信。這自信拿來做什麼用？三十年前，想要發動一樁公共討論，你必須依靠一些組織的推動，以一份或一批權威媒體為載體，至少花上十天半個月來收集聲音，主題也多是「人生的路怎麼越走越窄」之類，帶點舞台腔。但現在，「廣場舞大媽」一夜之間就成了熱門話題。廣場舞並非始於今日，有錄音機的時代就有跳廣場舞的，但是，它之所以現在知名，並或多或少被視為某種「公害」，以及大眾喜歡依從於集體的經典案例，是因為不跳廣場舞的人用冷眼旁觀的姿態，利用互聯網通訊工具傳播了自己的描述和評論，進而邀集了更多的同主題話語，讓「廣場舞」三個字持續發酵——這些工作恐怕都是年輕人完成的。
4月初我去北京訪問年近八旬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民族主義研究經典《想像的共同體》的作者。安德森凸著肚子，趿著涼鞋，滿頭滿臉都是老年人的疲倦。他有幾句話讓我記憶深刻，他說，從沒有一個時代，老人像現在這樣缺少地位：「我們所處的時代成了歷史上一個罕見的時期，年輕人知道自己比年長的人懂得多得多。過去，只有19世紀民族主義者起來的時候才有過類似的情況，那些民族主義者都很年輕，他們，當然了，也沒有電視可看，也不是真的知道很多事情，可是他們就是認為自己在開創一個新的局面，而常規情況下，多少個世紀以來，父輩總是騎在兒女的頭上的。現在你可以用電腦，互聯網……」他攤開兩手，沒再說下去：你懂的。
5月20日，有幾個朋友在我能看到的地方諷刺那些扎堆領婚證、扎堆表白、扎堆談婚論嫁的人。要在過去我便附議了，這次沒吱聲，因為我想到了自己的優越感。
能寫幾行字的人，喜歡給別人，不同於自己的人劃群分類，然後想像他們彼此之間互相需要，所以都是沒有獨立性的庸人，要靠與他人同做一件事來確認自己的價值。當你站在外邊看裡邊，很容易覺得那是一群烏合之眾——和古斯塔夫‧勒龐那本書《Crowd》的中文通譯名一樣。
我跟很多認識的人提過，勒龐是個沒多大價值的學者。他的某些個人經歷使他恐懼群體，所以他覺得人群極易轉化成暴民，高智商被拉低，低智商變畜牲。由於中國人對集體暴力的記憶太深，勒龐和那個貶義色彩的書名特別對我們的胃口，但是，所有群體心理學的研究著作，都無一例外地堆積了大量零散的、關於人群的負面描寫，研究者都會落入類似的窠臼——因為現場採樣太困難，幾乎不可能。理論家只好：1、求助於對自己論點有用的個案和心理實驗；2、求助於群體事件當事人的口述，而那些口述無論是豪邁的、興奮的還是憤怒的、傷心的，都能給群體的非理性和易操縱性提供證據。
優越感的一種表現就是過於重視自己的經驗——王小波也難免，甚至還更嚴重。很多人回顧過去的時候，喜歡誇大自己的心智早熟，在學校或其他集體單位裡冷對權威和那些服從統一安排的同齡人，好像他們從一開始就主動游離於大眾之外。而實際上，我想說，沒有幾個孩子會從一開始就拒絕融入同齡人的，恰恰是因為某些原因被長期孤立在外，或自認為被孤立在外，他們日後生成了對於群體的種種消極看法。特立獨行，是他們給自己加上的一頂桂冠。
至今我還記得，當別人第一次用「特立獨行」來評價我時，我心裡多麼滿足，它很符合我對自己的期許，它將我的不合群給合法化了。但後來，有本賣得不錯的隨筆書卻引起了我的反感：《你永遠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這就是知識分子和碼字手（寫作者）的傲慢——你憑什麼預設自己是醒著的人？你確定你不是裝醒？
碼字取得的優越感，是我那位前主任所無法理解的。在他的年輕時，文字僅僅是工具，文從字順的一篇公司簡報，在他看來是相當可觀的業績。我一直感謝他對我的肯定和包容，我特別記得，他有一次很隨意地說起，他有一群歌友，我有空可以去看他們排練。
我一次都沒去過，可我記得他那種自然流露的友好：一個伸出手的姿態。在卡繆的短篇小說《生長的石頭》的結尾，法國工程師達拉斯特在一個南美的土著村子，參加土著人的基督降靈節，他與他們語言不通，相貌截然不同，這一個來自文明世界，那一群多少年閉塞一隅，但是達拉斯特將廚子背不動的基督骨骸頂在頭上，完成了那場宗教儀式。小說結尾，土著人朝他指了一下地上：「現在你可以坐在我們中間了。」
卡繆的文章裡總是陽光普照。在北非，那些缺少文化、行動魯莽、沒事愛看個摔跤賽的阿拉伯人，同荒涼的沙漠和石頭一樣，對白人人群而言是凶險的異己，但加繆描寫他們身上質樸的粗野，他們對貧困生活的投入，這種熱情並不被他所嚮往的那個理想社會排斥在外。小說家會美化一些東西（正如每個研究群眾的學者都會數落群眾的諸多不是），我不可能奢望在現實中找到小說裡的共在感；但有一點我是相信的：一個群體裡，只要有一個人不帶任何動機地邀請你去坐坐，你便會對他們產生不同以往的認識。
事情有時很絕對，比如我永遠不可能相信一個傳銷團體，有時則會比較相對，無非是溝通和打開心扉的問題。事情也經常出自偶然：我信任我的主任，我也會信任他所加入的歌唱隊，相信那是一個不錯的群體。假如你喜歡一位親屬或鄰居，年過七旬還像五十歲的人一樣樂觀豁達，你可能不會排斥她參加的廣場舞隊，你甚至會覺得，跟她相處融洽的大媽們也都很有灼灼童心。
處在絕對安全的狀態下的人，最容易對其他人群展示傲慢，他還常常覺得，與眾人同來同往這種初級的合群行為，是安全感缺失、智商不足的表現。但如前所說，經驗決定了一個人的認識：假如他在開普敦、雅加達、洛杉磯或別的什麼地方開過商店，體會過來自優勢人群的敵意，或者在堪培拉這種下午五點以後便形如空城的地方生活過，他或許會改變對群體的看法。
蘇聯垮台之後，很多千里之外的人說「這麼個破玩意兒是怎麼堅持到現在的？」紛紛發表或附議「歷史終結論」，好像忍饑挨餓的蘇聯人早該發動起義了，但他們忘了事發時的驚愕：「這麼大個帝國怎麼說沒就沒了？」大屠殺倖存者普里莫‧萊維在他的最後一本書裡記了一件事：他去學校裡做報告，講集中營裡的苦難，一個學生站起來，困惑甚而有點憤怒地問：「你們為什麼不越獄？」他還到黑板上來，根據監獄草圖畫出了逃生的路線。
這些都是傲慢，每個傲慢的人都驕矜於自己的獨立思想，覺得自己超脫於大多數人之外。聽古典樂的瞧不起聽流行樂的，看美劇的瞧不起看韓劇的，讀外國書的瞧不起讀中國書的，安居書房的寫作者，極端時瞧不起一切人。瞧不起別人的人，往往認為自己思想獨立，品位不凡，而被他瞧不起的人則普遍喜歡抱團取暖，互相打氣——即使他自己也有一個團體。
我生來不合群，我知道最爽的活法是：目空一切，極度安全，極度瀟灑。我有過在群體裡的不愉快體驗，但我其實並不清楚，這種體驗與我的不合群天性孰因孰果。「一隻特立獨行的豬」，似乎是個不錯的境界，而且帶有自嘲，也不算狂妄，但你光自封不行，怎麼去做到呢？人人都能寫作，都能視他人為庸眾，這一點都不稀奇了；你最好身體力行，從形而下的層面做起，比如，率先做一隻獨自上廁所的豬吧。
我喜歡彼得‧海斯勒（何偉）寫中國的書，他在《江城》裡提到，中國人需要依賴群體來確認自身的存在感，喜歡重複俗見，缺少自己的主張，這些都讓他困惑。但我沒覺得這個來自第一世界的一流寫作者，身上有多少優越感，相反，他十分重視少數有獨立思想的學生，在與他們通信和對話時，海斯勒有時近乎求教。他想瞭解這些人，他也太明白，人的依賴性強，缺少主見，常常是因為受制於自己的處境和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