閉上眼睛，不表示事件沒有發生；關掉電視，社會震驚依舊存在；那麼，除了震驚、恐懼、憤怒、焦慮…種種情緒之外，媒體還能提供什麼？
521北捷隨機殺人事件後，第一時間媒體報導犯案的鄭姓大學生是「遊民」、「醉漢」，結果他既不是遊民，酒測值只有0.04；確認他是在學生之後，接下來的問題：他有沒有參加太陽花學運？
事件發生的極短瞬間，媒體很難完整取得真實訊息，遑論揭露，然而，在新聞開始反覆重播之後的談話節目，各自站定「本位」，有主持人痛罵捷運隨機殺人事件和主播自殺「都凸顯馬政府的無能」，社會事件還是成了分藍分綠的政治扣應；還有主持人痛罵中正一分局長方仰寧，彷彿太陽花學運還沒過去；當然，更有主持人與來賓繼續聲嘶力竭、唱作俱佳的痛罵兇嫌十惡不赦、喪心病狂，該處以「極刑」，恍若未覺即使這樣的高分貝可能為節目增加一丁點收視率，卻帶來社會更多暴戾之氣。
而所有對兇嫌犯案的動機、潛因都出於揣測，他到底有沒有心理或人格障礙，迄無專業醫師介入鑑定，都是出於媒體有限描述情狀的推斷，但推斷並非真相。
還記得311福島核災後，媒體曾經盛讚日本媒體的「節制自律」嗎？當社會有重大傷痛時，我們最不需要的就是歇斯底里的高分貝和血腥畫面，社會創傷症候群上不能再憑添「新聞憂鬱症」，媒體在傳播訊息的同時，即使很難分享關懷，也不能散佈仇恨與恐懼。
「不能只是讓傷痛抒發出來，而是要解釋這樣的不公不義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下滋生，進而阻止在未來復發。」南非前大法官奧比．薩斯克如是說（《斷臂上的花朵》），把「不公不義」換成悲劇，對受害者、加害者留一絲不忍之心，凡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處，不論是否同情。
台北做為亞洲最安全的城市之一，發生如此重大的殺人事件，徹夜新聞轟炸後，學者提出許多建議：不要渲染避免模仿效應、避免傷及無辜、避免二次傷害、避免誤導偵辦方向…，那媒體到底能做什麼？實在想不出來，就盡量做到上述所有的「避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