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決策的邏輯相當簡單易懂，連小朋友都知道，不就是「Z>B」=「可行」，「B>Z」=「不可行」而已嗎？困難複雜的是在於專業評估上，因此這一部份交給專業的來就好。（有些甚至複雜到你們不必弄懂，所以秘密黑箱其實也只是剛好而已。）
基本上，依照這種邏輯的市政決策，就跟玩模擬城市差不多，要整頓市容就把低級住宅區給剷平、然後把高污工業稅和廉價住宅稅都調到破表就好了。模擬城市就是把市政的各種專業評估、執行程序、以及結果效應都極簡化的遊戲，不管是外科醫生或廟會吉祥物都能輕鬆上手當市長，所以他們只要多曝光拚形象即可。
當然，技術專家和官僚體系是政治決策所不可或缺的兩個要素。但它們卻不能等同、也不該取代真正的「政治決策」。
政治決策與技術官僚主義式的決策有兩個重大差異：前者反映或蘊含特定的價值（例如左或右的旨趣）、並且橫跨不同技術專業的領域將許多事情複雜地「攪在一起」考量（例如市容整潔與貧富差距問題）；前者的這兩項特徵正好和後者完全相反。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政治所面對的永遠是彼此具有文化差異（我指的不只是族群，還包括階級、城鄉、性別、思想等差異）與不同利益旨趣的人群，那麼事情就不得不複雜地編織在一起，市容整潔必定也牽扯到中下階層的生計問題，無法簡單化約，正如拾罐為生者的困境不會因為他們被迫離開市中心而就消失。那麼，若要在這些複雜交織的議題中尋出理路，就不得不訴諸特定價值，作為理解問題與進行決策的指導原則。
因此，將考量全觀化、複雜化，乃至於對價值的抉擇，就是政治決策所無法避免的過程。並且，採取了特定價值作為決策的基準，同時就也要負擔特定的政治責任——因為政治社會的事態是如此難分難解，往往沒有一勞永逸的標準答案：例如，左傾的政治決策往往要對無法滿足保守人士之乾淨社會秩序的要求負責、而右傾的政治決策則常要對社會福利的緊縮負責......等等。
政治決策之所以是「政治的」，乃是因為它始終面對人群，並且始終連帶著無可免除的政治責任。這種決策邏輯既非國小算數般簡單的ZB邏輯、也不是非黑即白的聖賢道德邏輯，它始終都必須背負咎責，沒有人可以是乾淨的、白色的不沾鍋。時時抱持著面對複雜人群背負咎責的覺悟，才是當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公共人（public man）的必要前提。
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談：本月初，「新五四運動」這個「反動的運動」飽受來自公民運動陣營的嘲諷。然而當時我在臉書上讀到了朋友轉貼的一則文章，是一位太陽花運動的參與者所寫的，他跑到新五四的現場去「刺探敵情」，因為同行友人身上的黑衫而「曝光」，被現場擁抱白狼的老太太老先生們氣急敗壞地謾罵。然而，當他要離開時，有一位老杯杯叫住了他，努力且耐心地想要說服他，和中國統一才是台灣未來的生路，把他當作可以對話的對象，一句一句地說著自己的理由和考慮。文章的作者表示，那是令他意外感動的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