厭倦通俗後的改革 科幻新浪潮讓作品接近社會現實
馬立軒舉例，其中以羅傑．澤拉茲尼（Roger Zelazny）為首，他強調科幻要從心理學、社會學和語言學切入，是科幻新浪潮的領軍人物；J. G. 巴拉德（James Graham Ballard）則開啟世界末日小說的風潮，而菲力普．荷西．法瑪爾（Philip José Farmer）在科幻中融入性與性別的探討等，開始打破過往對科幻制式的想像。
而科技與經濟的發展，在這段脈絡裡，當然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馬立軒談到，美國在40、50年代，便開始探討人造大腦、電子腦的可能，也開始對基因工程的討論與想像，直至70、80年代，矽谷高科技業的興起，出現一批青年科技菁英，他們沉匿於個人電腦製造、軟體開發等，許多人並伴隨吸毒、駭客等反叛舉動，像是盜打電話、盜用信用卡等高技術犯罪。
在此背景下，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於1968年寫出了《機器人會夢見電子羊嗎》，即是電影《銀翼殺手》的原型，而《銀翼殺手》於1982年上映，在大螢幕上顛覆了觀眾對未來的想像，來到1984年，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寫出《神經喚術士》，以一名網路牛仔的冒險為主軸，正式確立電馭叛客類型，至此科幻不再只是廣袤銀河的英雄傳說，也逐漸貼近現實體制與社會議題。
馬立軒說明，此外的背景脈絡，還包括美國在40-70年代盛行黑色電影，導致如《銀翼殺手》就有黑色電影的味道，而龐克文化的興起也是重點，威廉‧吉布森便談過，他觀察80年代的龐克文化，認為這是一個引爆點，因此電馭叛客多為底層人的反抗故事。
馬立軒說，過去如《1984》、《美麗新世界》、《我們》等反烏托邦小說，探討的是極權、法西斯，也可能針對共產主義，但電馭叛客的反烏托邦，是對抗資本主義，故事裡常見企業壟斷市場後，國家界線後消失，變成巨型跨國財閥主導人民生活，是有意識地修正反烏托邦沒意識到的問題。
獨裁者手段、技術進化 反烏托邦作品已「不夠真實」
中華科幻學會會長難攻博士（筆名，本名鄭運鴻）則表示，像《1984》、《美麗新世界》等傳統的反烏托邦作品，到後來讓人覺得不夠真實，統治者的技術與工具，看起來變得很幼稚，「尤其在數位威權主義出現後，獨裁者是進化的，在統治工具上越來越先進」，他也舉例，像如今中國的芝麻信用、人臉辨識技術等，都已經是化為真實的統治手段。
此外難攻博士也指出，過去在美蘇冷戰背景下，許多科幻小說的故事，都是從世界毀滅後開始，原因通常是核戰，這個傳統在不同作品裡被不斷詮釋，像 《瘋狂麥斯》，這種末世當中的弱肉強食，再套上70、80年代矽谷的半導體革命，就一切水到渠成，許多電馭叛客的故事就是世界經歷大戰後，強權打造弱肉強食的世界，誰能掌握科技，誰就能掌握宰治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