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過年的拆房子！台大擬拆除文史大家臺靜農故居，引爆文資人士抗議，北市文資委員將在年節放假前，重新會勘，文資人士則發起「我們都是臺靜農運動」，希望能保住這棟位在溫州街巷弄裡的日式舊宅。
這個阻止拆除的行動，與其說是保護臺靜農故居，不如說是保護所剩無幾的日式建築聚落，因為「真正的」臺靜農故居，早在三十年就被拆掉了，根據記載，一九八九年十月，臺靜農覆信曾來台教書但四九年重返大陸的李霽野，感嘆：「正準備搬出龍坡里，天天在整理書籍，…四十二年老窩，一旦被逼『掃地出門』…為之喪氣。」
原名「歇腳盦」，後更名為「龍坡丈室」的溫州街十八巷六號，才是臺靜農在台半生的「故居」，照臺靜農的說法，「因為抗戰以來，到處為家，暫時居處，便有歇腳之感。」這是「歇腳盦」命名的由來，更名「龍坡丈室」一為該處是台北市龍坡里（九鄰），二為長住四十年，早已不符無意久居之意，於是請張大千題了「龍坡丈室」一方小匾掛起來，他說，「落戶與歇腳不過是時間的久暫之別，可是人的死生契闊皆寄寓於其間，能說不是大事。」很遺憾，他的大事，落在「眼睛裡只有房地產」（夏鑄九之言）的大學校方人士手中，就是非拆不可的「錢事」。
臺靜農只得抱著魯迅像遷居二十五號，儘管只住不過一年，這終究是他在台灣最後終老之所。
臺靜農年壽八十八，在大陸半生四十四年，在台灣不多不少也是半生四十四年；前半生得享大名，却三度下獄，他是魯迅的嫡傳弟子，二十五歲就跟著魯迅，和同學韋素園、韋叢蕪、李霽野等人創辦「未名社」，沒想到李霽野翻譯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惹禍，被北洋軍閥張宗昌認為是共產黨組織而被查封解散，臺靜農等人也遭累被捕，靠北大國學研究所長葉恭綽出面營救才獲釋（一九二八年）；四年後，又被北平公安局以共產黨嫌疑被捕，因為搜索出曹靖華翻譯的蘇聯短篇小說集《煙袋》，還有被認為是「新式炸彈」的化學試驗儀器，後經陳垣（燕京學社長首任社長）營救無罪獲釋，但被迫辭去輔仁大學教授，只能回安徽老家暫住，沒想到，二年後又被憲兵隊以「共產黨嫌疑」，押到南京警備司令部囚禁，一關就是半年，同案還有李霽野、范文瀾，靠陳垣、蔡元培等竭力營救，一九三五年獲釋。
魯迅稱讚這位弟子，在爭寫戀愛悲歡與都會明暗的年代，「能將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的，也沒有更多、更勤於這作者（臺靜農）的了。」香港作家劉以鬯認為，「二十年代，中國小說家能夠將舊社會的病態這樣深刻地描繪出來，魯迅之外，台靜農是最成功的一位。」但或許這三次牢獄之災的影響，南渡台灣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他絕口不提魯迅，治學轉向文學史，讓他奠定文壇地位的「鄉土文學」《建塔者》《地之子》，離他愈來愈遠。
一九四六年，早國府一步來台，兩年後就接任台大中文系主任，因為前兩任許壽裳死次非命，喬大壯則次於回返蘇州時自戕，臺靜農接下系主任，一做就是二十年。要論台大的「民國遺跡」，傅斯年之外，臺靜農當然是代表號之一，因為連「國立台灣大學」的書法，都出自他的手筆，張大千盛讚他的書法，「三百年來，能得倪書（明末大家倪元璐）神髓者，靜農一人而已。」董橋說他的字，「高雅周到，放浪而不失分寸，許多地方固執得可愛，卻永遠去不掉那幾分寂寞的神態。」照臺靜農自己的說法：「戰后來台北，教學讀書之餘，每感鬱結，意不能靜，唯時弄毫墨以自排遣，但不願人知。」（臺靜農書藝集序）
他不寫回憶錄，「能回憶些什麼呢？但也有意外，前年旅途中看見一書涉及往事，為之一驚，恍然如夢中事歷歷在目，這好像一張封塵的敗琴，偶被撥動發出聲音來，可是這聲音喑啞是不足聽的。」他自比無膽喑啞之人，却不吝伸出援手，《自由中國》遭查封，他特別邀請聶華苓前往台大任教。
所謂「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臺靜農的寂寞，從他後半生南遷渡臺「寄跡江湖」，恨不能忘記前半生就已經開始，他住了四十二年的「故居」，李渝、夏鑄九等教授提了調查報告都保不住，住了一年的「最後居」，台大若不珍視，還有誰能保住？
說來可嘆，若台大真把這故居拆了，兩岸僅存的「臺靜農故居」，就只剩下臺先生任教山東大學時，三易其居最後落腳的黃縣路十九號，目前被青島市列為重點保護，而這裡，他住了也不過年餘。
據文資工作者的考據，臺靜農「最後居」的屋主是日據時代中部公學校的校長岩元義盛，溫州街日式宅聚落拆除大半，零星留存的是都會巷弄裡記憶的痕跡、歷史的星芒，當後人讀到李渝落筆成篇，「溫州街的屋頂，無論是舊日的青瓦木屋還是現在的水泥樓叢，無論是白日黃昏或夜晚，醒著或夢中，也會永遠向我照耀著金色的溫暖的光芒。」還有一瓦一房，可供念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