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個月學貸的議題受到許多關注，可惜的是卻沒有實質提出解決的作法。當時總統參選人猛攻青年議題，抛出了學貸免息的政見，預估一年政府將增加16億元的預算；但相較於每月只省下幾百元利息的學生，真能解決青年勞工還不起學貸，低薪家庭學生被迫貸款的問題嗎？
根據歷年來的申貸人次與金額統計來看，從85學年有67,210人次申請，貸款總額24億元，每年開始逐漸遞增，到了98學年最高已暴增為817,406人次申請，總額高達302億元，成長幅度有12倍之多。但不知是否受到少子化因素影響，從98學年之後則開始減緩，到106學年已降為488,755人次申請，貸款總額也有203億元。
這些數字的背後，是多少個家庭背負著沉重的經濟負擔，對於低收入家庭的學生而言，學費只是其中支出的項目之一，還有住宿費、生活費、交通費等開銷，學生下課能不去打工嗎？又怎能兼顧學習的品質？
日前有一份統計學生短期打工10萬多筆資料發現，打工人數最多的前十名全都是私立大學的學生。此現象也突顯出就讀私校學費壓力大，若是經濟負擔較高的家庭，反而要支付更多的學費。也因此只要傳出學雜費調漲的風聲，學生及一些工會團體就會強烈反對，認為教育不能商品化，因為學貸與高學費兩者是相關連。
事實上，從歷年的學費調整幅度可以發現，除了公立大學的學雜費在90學年以前的確有大幅度的調高外，93學年起教育部開始採取「合理微調、嚴格把關、照顧弱勢」的原則，以及97年6月13日發布《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特別是在學雜費調整幅度與審議基準方面的規定，可看出接下來十幾年的變化，學費漲幅其實是很有限。
以公立大學來說，從96學年起一學年為59,288元，每年微幅調降，到107學年降為58,728元；私立大學則是歷年平均微幅調升，從92學年104,082元微調到107學年時的109,944元，其中從97學年後就沒調漲。
但弔詭的是，既便如此還是認為學費是高的，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國內經濟景氣停滯、貧富懸殊擴大，加上整體的薪資凍漲，大學生畢業後起薪普遍來得低有關。相對地，這樣的氛圍之下，連帶也會讓學校經營更加不容易，直接把成本的壓力加諸在學生身上。最明顯的是縮減學校的開課量而改為大班課，造成班級人數過多的情形；以及學校的設備老舊汰換速度緩慢，或無經費擴充人力，壓縮教師與行政人員的工作量等，到頭來影響還是學生的受教權。
有教師工會團體建議，企業投資特定的學校科系，進行產學合作模式，一方面避免學用落差，另一方面又可讓學生一邊求學、一邊賺錢，解決高學費的問題；又或者是《經濟日報》社論所建議，從理財投資的方式，申貸者畢業後以一定比例「分紅」回饋給政府。但這些意見可能是緩不濟急的作法，大部分的企業比較會對「能發大財」的科系有興趣，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可能連養家都成了問題，如何分紅？長遠之計，我們應該去思考是從整體教育經費的分配來解決。
這十幾年來，政府利用「競爭型計畫」的方式鼓勵學校申請，將教育經費補助大學及技專校院，達到某種「指標」。這些大大小小的計畫案有各式各樣的名目，所編列經費動輒數十億，甚至是百億，累積下來皆非常可觀。但是，我們花費如此龐大的人民納稅錢，卻換來某些大學為了在競爭中勝出，無所不用其極地在計畫書中巧立名目、移花接木，又或者將申請計畫變項成為教師的績效指標，造成學校及教職人員的行政負擔。
大學之所以依賴著這些補助計畫，也是因為政府控制了學費的調漲所致；矛盾的是，若學費因而調漲反而讓學生更無力償還學貸，兩者處於一種零和的關係。因此，我們應該從制度面上重新思考與調整：
一、將教育經費補助給私立大學的部分，改作為直接補助弱勢學生的學費。至於撥款金額及補助的條件，應委託國教院等單位深入研究。如此學費的調漲，就不致於影響到弱勢家庭的學生。
二、目前政府對於學費的作法是依照《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規定來執行。不過教育部有時卻因選舉考量或國人觀感不佳，而暫緩調漲學費。2013年第二學期曾有三所大學提出學雜費申請，教育部隔年1月17日卻予以駁回。同一年，監察院則是通過糾正教育部「未依法公告每年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幅度」。雖然在《學雜費收取辦法》中已明定基本調幅、放寬調幅、學雜費自主計畫等，實際上卻未實施過。
我們呼籲教育部應切實依法來執行，並與學生及教師工會等團體理性的溝通。校務基金必須公開透明，建議可設立「經費審核委員會」監督，以袪除民眾的疑慮外，政府也應重新檢討學貸的政策等。這些問題，即將揭曉的新總統當選人，應盡速妥善解決！
＊作者為《通識再現》主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