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2010年代，爭取香港獨立的運動正式浮上水面。可是香港的主流民主派大都不為所動，部分人士甚至對提倡香港獨立的社會運動抱有敵意。他們大多會附和前港督彭定康的講法，認為「將民主及港獨混為一談是不誠實、可恥和魯莽」。他們相信香港即使沒有自己的主權國家，仍可能在中國的庇蔭下受取到真正的民主。亦因如此，主流民主派多認為香港獨立的主張，只會給予中國干預內政的藉口。部分人士甚至陰謀論地指斥港獨的倡議者都是中國共產黨派來的內應。他們不知道政治學大師林茲（Juan J. Linz）早已指出，威權國家的藩屬國並無民主化之可能：沒有主權，就幾乎不可能民主。而更重要的是，即使香港民主派想要爭取不談獨立的民主，但宗主國亦可能會將民主自治的訴求與分離主義等同。而這其實取決於中國方面的民主觀和主權觀。
民主與愛國：中國的觀點
中國自1920年代末，就已是黨國不分的專制國家，一直都在強調中央黨部對地方的全盤控制。國共兩黨的民主，最終其實是指黨為民作主：他們相信中國民智未開，民眾也沒有能力為自己的權益發聲，是必須靠全能的先鋒黨為民請命。先鋒黨會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對民眾灌輸意識形態，從而集中力量去達成黨為民眾訂下的目標。黨國體制下的民主雖會鼓勵群眾參與，但議題的設定卻始終掌握在黨幹部的手上，而黨幹部亦會指導民眾如何「民主」地做出「正確」的決定，也就是說民眾只是參與者而非決策人。在這場「民主集中制」的遊戲中，民眾就像參與一場由黨國領導主持的堅振禮，在眾目睽睽下宣誓效忠由黨國所定義的國族，使個別民眾顧慮到群眾壓力而不敢做出敵對黨國的事。國民黨在取得政權後，由於蔣介石始終無法信任民眾，對群眾動員就不若北伐期間積極。然而共產黨卻持續推行這種由黨國寫好劇本的「民主」，甚至以「新民主主義」的旗幟吸引渴慕自由民主的知識階層支持。在中共取得政權後，黨國則是以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動員民眾的力量鞏固威權。
簡而言之，中國特色的民主，強調的是黨國體制透過集體動員，要求民眾積極參與公共事務，集合眾人的力量達成黨國訂下的政治目標。他們認為黨國之目標，是由民眾之集體力量達成，因此黨國專制仍稱得上是民主的體現：但民眾在這場強調「民主集中」的「民主大戲」中，雖然人人都可以粉墨登場，卻不得不遵照黨國預先編好的劇本演出。而黨國眼中的民眾，並不是由自由的個體組成，而是集體意志的彰顯：而這個群體如何組成，也是建基於黨國的定義。而地方的民主，也必須按照黨國的意志執行，民眾必須受地方黨部指揮，地方黨部則必須聽命中央。地方黨部若有自己的主見，就是山頭主義；地方民眾若有自行其是的意欲，就是反黨叛國的分離主義。而在黨國眼中，民眾是否愛國，並不取決於其文化認同，而是視乎他們有否接受先鋒黨的領導。
但在香港前途談判期間，中共為求爭取香港民眾支持中國取得香港，就提出比以往寬鬆的愛國定義。他們訴諸文化認同，提出香港人不須擁護共產黨，只要贊同中國對香港的主權主張，亦可算是愛國的香港同胞。鄧小平於1984年10月3日會見港澳人士觀禮團時如是說：
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場上，維護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麼政治觀點，包括罵共產黨的人，都要大團結。希望香港同胞團結一致，共同努力，維護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為1997年政權順利移交做出貢獻。
而為了統戰香港的自由派，中共甚至暗示在取得香港後，將會推動「民主回歸」。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回覆香港大學學生會的信函時，讚揚學生支持中國取得香港的立場，並承諾讓香港享有民主。他於覆函中表示：
我很讚揚同學們基於自己的責任感對祖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維護香港穩定繁榮所表達的真誠意願⋯⋯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是我國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則。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中共理解的民主，顯然不是香港人所理解的民主。中國模式的民主，著重的是以團結為力量的集體參與，而非人人均等的決策權。對中國來說，香港最能夠「貢獻祖國」的特點，乃是其資本主義制度。中共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教條，認為商界乃香港社會最重要的力量，與此同時他們亦希望香港商人投入資金支持中國的經濟改革。亦因如此，中國在與英國簽署聯合聲明後，就與爭取民主自治的的自由派疏遠，並與商界組成不神聖同盟，在政制改革議題上改採保守反動的立場。
兩種民主觀的對壘
英國在香港前途問題談判接近尾聲時，就像以往撤出其他殖民地那樣，以民主化為解殖做好準備的計畫。殖民地政府於聯合聲明簽署後的1984年末推出《代議政制白皮書》，不料如此就觸碰到中共的逆鱗。中國認為英國是在搞小動作，是想要在主權移交後以另一種方式延續對香港的影響力：在中共的立場看，民主化進程必須由黨國主導，而中共中央在主權移交後必須能夠對香港全盤控制。相等於中國駐港大使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怒斥英國「不按本子辦事」，要將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體」。許氏於1990年代如此憶述：
這些「懼共」、「拒共」、「反共」情緒，在香港社會瀰漫著。相當多數港人開始希望英國人不要走，中共不要來。後見收回香港已成大勢，又希望英國人多留一點時間；或中國收回香港後，中共不要直接管理，仍由英人管治，或港人自治，以至「國際共管」。
後來，港英政府公開打出「代議政制牌」，「港人治港」又增加了「民主拒共」的內涵──以香港民意為基礎抗拒中國對港事的干預。中英開始談判以來，港人一直希望自己能參加，影響兩國談判，爭取有個好的前景。
英國在談判鬥爭中，採用的「三腳凳」、「民意牌」、「代議政制」等策略，我認為，是英國基於前述港人的情緒，並加以利用；既贏得港人的信任，打擊中國在港人中的形象，又可以增加在談判中討價還價的籌碼。中英在談判鬥爭中，「針鋒相對」，勢所必然。
在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會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香港代表時，重申於1997年主權移交後，香港實行的不能夠是西方標準的民主，而必須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民主。他指出：
過去我曾經講過，基本法不宜太細。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我們大陸講社會主義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權分立，多黨競選，等等⋯⋯但是我們中國大陸不搞多黨競選，不搞三權分立、兩院制。我們實行的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院制，這最符合中國實際⋯⋯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同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業餘香港研究學者，研究範疇包括香港歷史、中國邊陲史以及國族主義。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思索家邦：中國殖民主義狂潮下的香港》（前衛出版）
《思索家邦：中國殖民主義狂潮下的香港》新書分享會主講：徐承恩（醫師、業餘香港研究者）
時間：12/14（六）下午兩點至四點
地點：左轉有書╳慕哲咖啡（台北市鎮江街3-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