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中國全球影響力作戰的要素之一，是國有媒體機構在世界各地斥資數十億美元、積極拓展地盤。這些媒體包括新華通訊社、《中國日報》（黨營英文報紙）、《環球時報》（附屬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日報》的文摘）、中國環球電視網（中央廣播電台的國際頻道）以及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新華社擁有一百八十間海外辦公室，是世界第四大新聞通訊社，僅次於法國新聞社（Agence France-Presse）、美國聯合通訊社（Associated Press）和路透社（Reuters）。 沈大偉警告，這些官方媒體同時播報新聞和共產黨的政治宣傳，「在這場中國所謂與西方的『論述戰』中，形成最主要的武器。」
不同於BBC、CNN或德國之聲等西方民主國家的公共或私人媒體，這些國營或黨營媒體以一致的美化視角呈現中國、中國政府及其企圖。二〇一五年有份報告估計，中國對外宣傳的花費在一百億美元之譜，大約是二〇一六年美國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預算的五倍。
《中國日報》等國營媒體也會透過簽訂契約，讓他國的全國或地方媒體刊載中方文章，國際閱聽人因此間接接收了中國產製的內容。這些付費置入的內容會編排得像是當地報紙的社論。即便當下的影響不大，置入內容的收益還是會「創造依賴」，進而「影響整份出版品的內容」。 合作契約所帶來的中國資金、合夥關係及交流，都能讓媒體怯於批判中國、放棄民主體制中審視掌權者的「監督新聞」，走向另一種模式。
中澳關係專家費約翰（John Fitzgerald）指出，在二〇一四年，由國家出資的澳洲廣播電台（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BC）向中國「做出不尋常的讓步，大量刪減中文節目裡的新聞和時事相關內容」。 二〇一六年四月，澳洲總理麥肯．滕博爾（Malcolm Turnbull）訪問中國，ABC在報導人權和南海爭議等敏感議題時，「甚至刪改了自家評論的中文翻譯版」。 隔月，幾個澳洲的私人媒體集團也和中國簽署六份合約，答應「在電視網和主要出版品上播報與刊登中共的政治宣傳」。 除此之外，中共中央宣傳部還完全掌控了澳洲華人社群的媒體。 中國官方會審查澳洲中文媒體的來賓甚或扣應觀眾，確保內容吻合北京觀點。澳洲的BBC中文廣播電台已不復存；如今「幾乎所有從這些電台上聽到的節目都是些地方閒談，佐以中央宣傳部的聲音」，且都是從中國的國營廣播電台直播。 澳洲的中文紙本媒體也被類似的審查壟罩，愈來愈多事業主選擇聽從北京指示，以換取在中國的「房地產投資機會、教育和專業服務」。 無論大小報社都被施壓停止出版批評中國的刊物，尤其是關於法輪功的刊物。
澳洲最直接遭受中國控制海外中文媒體的策略侵擾，卻遠非唯一受害的國家。在美國，中國也藉著併購或收編既有電台，以及成立新電台，「幾乎消滅了美國華人社群過去閱聽的大量中文媒體」。
大學。中國靠著合作契約和交流計畫，尤其是大約五百二十五間孔子學院的全球網絡，在世界各地的大學院校發揮與日俱增的影響力。 孔子學院由中國教育部的漢語推廣辦公室成立和管理，是共產黨對外宣傳的一部分，這些學院除了推廣中文和中國文化，也常同時宣揚中國政府的路線。
每間孔子學院除了帶來金錢補助，也都附設一個提供教師和教材的中國合作機構。在名聲斐然的美國學校裡，和孔子學院建立關係，涉及的可能只是少許資金和禮貌性來往。但在亟需北京金援的地方，孔子學院能發揮的功能就大得多，甚至可以禁止敏感的講員和話題進入校園，比如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大屠殺、圖博問題和人權議題。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在二〇一四年警告：「大多數的孔子學院成立契約都包括保密條款，並要求對中國的政治目標與作為做出難以接受的讓步。北美的大學允許孔子學院為推行中國的國家方針招募及控制學術人員、選擇課程和限制討論。」 澳洲、歐洲和拉丁美洲也出現類似疑慮。裴敏欣指出，由於不願在學術自由和透明度上妥協，共有「分別位於四個國家的七所學校」關閉了校內的孔子學院。 美國也有愈來愈多大學院校在這麼做。
中國也極力拒絕「學者、記者，和任何中國官方認為發表過政治冒犯著作或言論的人」入境，以防堵批判性質的報導和分析。 二〇一四年七月，印地安納大學的歷史學者艾略特．史珮林（Elliot Sperling）方降落北京，就因為被認為曾口頭聲援維吾爾族人權異議領袖伊利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而遭到驅逐出境。傑出的美國漢學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林培瑞（Perry Link）也被禁止前往中國，理由是他們在二〇〇一年編輯並出版了有關一九八九年示威抗議的祕密檔案：《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獨立的外國記者和新聞機構，比如《紐約時報》和彭博社，不是上了黑名單，就是在中國重重受阻、寸步難行。
隨著中國逐漸強大，中國的智庫也擔起為黨喉舌的任務，令他國學者感受到必須順應的壓力。 如同沈大偉所言：「中國的審查機制和宣傳設施一樣正走向全球，顯然也帶來衝擊。這個擾人的趨勢讓研究中國的他國學者擔心起自己是否能繼續造訪中國，而漸漸開始自我審查。」
在北京傳遞影響力的管道裡，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是最麻煩的一個。光在美國就有大約三十五萬名中國學生，而該組織靠著美國的一百五十處，以及法、德、英國大約兩百處的校內分會，將全世界的中國留學生連成一片網絡。學聯分會看似一般的社交俱樂部，但他們引發爭議的原因，在於普遍缺乏透明性、與中國大使館或領事館有財務往來、宣揚中國政府的立場，且頻繁出手壓制批評北京的聲音。該會也被指控監視校園活動、向中國當局通報有關圖博或人權等議題的行動、將「不愛國」的中國學生甚而學術研究回報政府。
一些在美國大學就讀的中國學生也因直言不諱而備受騷擾。二〇一七年五月，中國學生楊舒平在馬里蘭大學發表畢業演講後，就因為稱讚美國乾淨的空氣和開放的政治，並稱「民主和自由是值得奮鬥爭取的新鮮空氣」， 而在中國的社群媒體上遭受公審。學聯和背後支持與授意的中國大使館及領事局，因為審查或控制中國留學生的言行，包括指揮學生抗議「反中」行動，而被批評侵害言論自由。二〇一六年，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選擇邀請達賴喇嘛擔任畢業典禮的致詞嘉賓，當地學聯分會就以「強硬手段」威脅校方，並且承認與洛杉磯中國領事館合作。
政商關係。遍布世界各地的投資不只為中國增加了經濟籌碼，也因為幫助許多有力的當地人士致富，在政界建立起寶貴的夥伴關係。
如同在澳洲，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前政府高官退休後，都因為和中國利益合作而發了財。 就連在民主國家，這些可疑的交易都逐漸重組了政治和對外政策。舉例來說，捷克的民粹總統米洛什．齊曼（Miloš Zeman）就因為對中國「展現更親切的態度」，為捷克的企業在中國取得了珍貴的許可。接著，由中國大亨葉簡明所領導石油及金融集團華信能源，仰賴高層官員「在總統辦公室與華信能源間周旋」，開始大量收購捷克國內的事業。據《紐約時報》所述，隨著資金湧入，齊曼成了「北京的重要支持者」，為中國擁有台灣主權的主張背書，並大加讚揚一帶一路。 齊曼除了宣稱中國「將捷克的對外政策從歐盟的支配中解放出來」，更任命與中國軍方關係密切的葉簡明為經濟顧問。
在整個歐洲，北京也影響了意欲「吸引中國資金或在全球獲得更大認可」的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因此，如同一份重要研究所述，歐洲國家「逐漸傾向『未戰先降』，主動依中方偏好調整政策。」 比如希臘的比雷埃夫斯（Piraeus）就在中國投資下成為「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因此當歐盟欲通過決議譴責中國的人權紀錄和對南海的侵略行為時，希臘屢次阻撓。
打中國牌也符合中歐和東歐威權民粹統治者的利益。這路牌打擊了民眾對自由民主體制的信心，因為它暗示著有一種更成功的威權模式，同時讓反自由民粹主義者有辦法警告歐盟罷手嚴厲制裁。
中國的外交官和記者向來也與歐洲的新興極右派政黨有所接觸，比如德國的另類選擇黨。 在拉丁美洲，中國也藉由慷慨資助參訪行程、交流和其他支持，和當地政黨、政治人物、官員及其他領袖建立和睦關係，希望能吸收「有力人士」成為「涉中事務的實質代表」。
中國巨大的市場和經濟力量是一份龐大的籌碼，讓中國能藉此向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公司施壓，要他們在台灣和圖博地位問題上遵從中共的路線，並進一步將各公司母國的政策推往傾中的方向。同時，中國企業在西方國家的份量漸增，也讓中國得以實現多樣的戰略目標，尤其是收購智慧財產。
慈善機構。近幾年，來自中國的慈善捐款金額驚人地躍升，捐贈者都是與中國政府和共產黨關係緊密的中國富人及基金會。這些捐贈也是中國投射銳實力的新途徑。如此豐厚的資金雖然未必會附帶明顯的政治條件，但也可能促使受贈方自我審查。
這方面的佼佼者當推「藉著贊助美國的研究機構以推行中國政府立場」的中美交流基金會。該基金會由香港前行政區長官董建華成立，一名與中共高層關係密切的億萬富翁，現任人民政協（中國的主要諮詢機關）的副主席。《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記者貝塔妮．艾倫－愛伯拉希米恩（Bethany Allen-Ebrahimian）指出，雖然該基金會自稱不是中共的代理人，但「仍與人民解放軍有數項合作計畫，在華盛頓和中國大使館雇用相同的公關公司。」他們在美國也登記為外國代理人。二〇一八年一月，德州大學在參議員泰德．克魯茲（Ted Cruz）及其他批評中國人士的壓力下，拒絕了中美交流基金會為該校新成立的漢學中心提供資金。
二〇一七年，海航集團在紐約設立了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會，由德國前副總理菲利普．羅斯勒（Philipp Rösler）擔任主席，而海航是中國最大、最不透明、負債最高的集團之一。這個基金會的資產估計有一百八十億美元，是美國第二大的基金會。但由於所有權曖昧不清，許多觀察人士認為它的資金來自中國政府或共產黨的掩護公司，使得慈航基金會無法在美國獲得免稅資格，而慈航也無意尋求免稅資格。慈航已向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保證許多重大捐助，並承諾在接下來五年間捐出兩億美元。這一大筆錢將會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國家營造樂施好善的形象。
＊作者戴雅門（Larry Diamond），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高級顧問，並共同創辦極有影響力的學術期刊《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妖風：全球民主危機與反擊之道─當俄羅斯正面進攻、中國陰謀滲透、美國自毀長城，我們該如何重振民主自由的未來？》（八旗文化）。本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