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很年輕時，就知道我有個很老的靈魂，但也有一塊是很幼稚的，因為我發脾氣，是完全不理性的。」陳哲藝的演員都會同意他這段話。他們很愛形容他生氣的模樣，板起的臉憋不住怒氣，讓現場每個人都戰戰兢兢。
「我知道我有很老的靈魂，但也很捍衛我幼稚的一塊。」談起自己那一面，陳哲藝又執抝了起來，說要有這樣才能拍出好電影，「小朋友不會說這是男男關係、同志關係，黑人、白人對他來講這都是人，希望我會一直有這一塊，有很純的角度去看人性。」
來自新加坡的老靈魂很有堅持，全世界都看到了。他在2013年拍出《爸媽不在家》，醞釀多年的初試啼聲，在坎城影展先摘下金攝影機獎，後來到了金馬獎，力退王家衛、蔡明亮等一線名導，摘下大獎最佳劇情片；那年他們走遍全世界，總共拿了40幾座獎，是新加坡電影前所未有的風光。
「坦白講，那時候是完全沒時間去沈澱。」時隔6年再赴金馬，陳哲藝搖了搖頭，說前幾天有記者問他，當年惜別酒會跟李安、蔡明亮吃火鍋的事，「我說那天我訪問到凌晨4點，大家都有吃火鍋的回憶，但我沒有。」
「跑了1、2年宣傳，金馬獎隔天我就飛日本，一直做訪問，還有像片商帶我去美國做3天訪問、法國住了2周，跑了很多城市。」成功來得太快，他甚至來不及反應，「感覺我討論的不是自己的電影，你知道嗎？感覺我是為電影工作、為它忙碌，很為它驕傲，但也不是感覺自己拿獎什麼的。」
「1年半後，我跟我太太去爬山，在山頂上就感覺到一種舒服、喜悅。」直到終於沈澱下來，陳哲藝才慢慢雕琢出下一個故事。
思索家的定義 「師生戀」情節並不簡單
「不管在《爸媽不在家》還是《熱帶雨》，我一直在追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還有這些關係的定義。」就像他最憧憬的楊德昌，陳哲藝這幾年來，不斷探索什麼是家。
《爸媽不在家》以亞洲金融風暴的新加坡為背景，描述一個父母外出工作的家庭，請菲律賓幫傭（Angeli Bayani飾）來照顧小孩（許家樂飾），兩人在過程中發展出如朋友，又如母子般的情感，「其實我在問的是：媽媽的定義是什麼？家人的定義，是血緣定下來的嗎？」
這段故事取材自陳哲藝的回憶，他父親是業務員，母親是會計師，家裡還有兩個弟弟，父母忙碌又收入優渥，於是他從4歲就開始給菲傭帶，8年後菲傭回國，他在機場哭慘了。
如今來到《熱帶雨》，陳哲藝把對家的質問磨得更深沉。故事發生於雨季，中文教師阿玲（楊雁雁飾），面對無法生育的壓力，還有陷入泥淖的婚姻，在家要照顧中風的公公（楊世彬飾），到職場上又備受歧視；另一頭，高中生偉倫（許家樂飾），因父母經商長期外出，過著沒朋友的邊緣生活，各自寂寞的兩人相遇，在灰冷的獅城裡，滋生一段悶熱感情。
早在《熱帶雨》9月於多倫多影展首映時，這部片最外顯的主題，便是「師生戀」，但在陳哲藝眼裡，事情不是這樣簡單。
「你看他家長一直在國外，朋友沒有很多，很孤僻，如果需要跟其他人接觸，這個人會是誰？這個女人白天忙著工作，改卷子、備課，回去還要做飯、做家務、照顧癱瘓的老人，完全沒有社交生活，如果要一雙手給她溫暖，這人是在哪？肯定不是家裡，是外人、工作的地方，不是老師就是學生。」
「你把所有情感，都投射在這個人身上，潛移默化下，就是會有一些作用。」於是寂寞的靈魂依偎出情感，但陳哲藝不定調這是愛情。
「這個女人一直想生小孩，又面對常常逃避、不在家的丈夫，請問這個學生，是取代她一直想照顧的小孩，或者其實是老公的位置？家樂他看這個老師，好像是第一次喜歡上女生，但或者她取代的是媽媽？」
「我常在電影裡思考這些話題，但我不覺得我的電影，會給你很簡單的答案，life is so complicated，你不會找到答案，但我們可以一起去思考。」
都市化讓新加坡變冷漠？「但倫敦不是這樣子」
老靈魂思考的始終是家，即便已在英國住了12年，華人社會的傳統價值，仍他在腦裡盤旋不去，「我感覺這幾年有一種冷漠，小時候溫度是比較多的，現在新加坡越來越繁榮，但人與人之間越來越冷漠。」
但畢竟都市人難免冷漠？「但我覺得倫敦不是這樣子，我整條街，幾號門裡住誰，他的名字，甚至電話我都有；新加坡我爸媽住的公寓，左鄰右舍是誰我都不知道，最多就是在電梯裡點頭微笑一下，不像以前小時候，整條街樓上、樓下的人都認識。」
人與人的懸問至今仍沒有答案，但陳哲藝對家還有其他堅持，像同桌吃飯是不可或缺的，說到這裡他又感慨了起來，「新加坡以前很少人訂外賣，但現在開始有Deliveroo（手機外送平台）之類，現在很多人叫小孩要吃什麼自己訂好，覺得不要餓死就OK了。」
於是他拍偉倫家裡的冰箱空蕩蕩，只有汽水跟吃剩的麥當勞，跟華美的大樓形成對比，彷彿《爸媽不在家》那個孩子真的長大了。
不能接受華人不會華語 他嘆功利主義犧牲傳統價值
戲外的彩蛋是，那個小孩確實長大了，許家樂演出《爸媽不在家》時只有13歲，這回到了《熱帶雨》，已經是18歲的少年。陳哲藝說，跟家樂講話時，他都會用英語回答，新加坡年輕一輩都在用英語。
「我不能接受華人不會講華語。」 他邊說邊皺起眉頭，難以理解故鄉的處境，「 現在中國崛起，大家都在學中文，特別是老外，但這5到10年，新加坡來了很多中國新移民，新加坡人為了捍衛自己的身份認同，反應是：我是新加坡人，所以我講英語，你是大陸人，所以你講中文，更不會想講中文，這是有一點點病態。」
但個人難以改變環境，陳哲藝只能守住底線，至少自己小孩要學中文，「新加坡現在很多學生，基本上很排斥、不屑學中文，因為對升學沒有幫助，你不會因為中文好去哈佛、劍橋、牛津；新加坡很實際的，很多時候只看數字 ，甚至學校也是這樣。」
「有些中文老師甚至會被排擠，新加坡所有官方文件都是用英語寫的，他們除了教中文以外，不可能幫學校寫報告、做行政，不能做其他工作，也比較難被加薪、升職。」
「所以戲裡，她教的學生不在乎，周圍的同事也不care她。」說著話題又繞回《熱帶雨》，阿玲跟演員楊雁雁一樣，都來自馬來西亞，「新加坡一半的中文老師來自馬來西亞，因為本身中文水平沒有很高，新加坡老師不是沒有，但沒有很多。」
做為冷漠城市的對照組，《熱帶雨》裡的馬來西亞，是阿玲歷經傷痛後的溫暖故鄉，也是全片唯一陽光普照的地方，「新加坡很多人對馬來西亞的概念，是好髒、好亂，非常腐敗，但我自己去馬來西亞，感覺是一種人情味。」
「不是說新加坡沒有，只是這幾年來越來越淡了，大家都是以利為先，是很勢利的地方，所以要拍電影太困難了。」陳哲藝說，前幾年新加坡電影委員會派人來，問他們如果政府不發輔導金，還會不會拍電影？「我就說會啊，因為我們愛電影，他們就說，那我們可以不發嗎？ 」
「這個社會不是搞文創的」 封街一小時要價1萬美金
「新加坡要有一些文創成就非常困難，他的社會根基，根本就不是設立來搞文創的。」《爸媽不在家》時，身兼製片、尋找劇組的過程真的太苦，陳哲藝後來在2015年，跟製片人黃文鴻一起成立長景路工作室（Giraffe Pictures），幫東南亞獨立電影籌資。
那幾年，他監製了在泰國拍攝的《親愛的大笨象》、新加坡與中國合資的《再見，再也不見》，「我周圍一些很有才華的朋友，有些就是純藝術家，你叫他去找錢，他不可能去找，不去幫他的話，他可能就沒有作品出來。」
問起這段經歷的心得，答案當然還是辛苦，「很多人會講，新加坡沒有人不知道你名字，應該要風得風吧？我說屁啦，去借個東西人家就要算多少錢，我封一條路一個小時，可能就要美金一萬塊。」
「反而我過個橋，去馬來西亞就很順利，他們幫你封路，就請警察喝杯咖啡；我們封了四天，第二、第三天，他就把交警的封路條直接給我，說接下來幾天不來了，你們工作人員自己弄。」
人造雨淹掉4分之1預算 一個鏡次就要500美金
監製電影的經驗，似乎也沒能幫他控管自己的預算。新加坡四季如夏，每年雨季才有固定降雨，但不巧，《熱帶雨》在最晴朗的季節開拍，陳哲藝只能砸錢造雨，「這跟性格有關，因為我是個不妥協的導演。」
《熱帶雨》當中，每場戲的雨都是人造雨，多場開車的戲碼，楊雁雁車後要跟著兩台造雨車，旁邊還有再配一台，此外路上路燈、紅綠燈⋯⋯所有燈柱都要設置雨架，現場讓人有種錯覺，恍若一個錯置的水上樂園。
「有時候我副導就說，剩最後一桶水，拍完就沒有了。」陳哲藝說，新加坡一半水源來自馬來西亞，要用買的回來，水非常貴，「拍一個take（鏡次），可能美金500塊就潑出去了，整個預算有四分之一花在下雨，可能比花在演員還多。」
根據規定，新加坡工作人員只要早上7點前、晚上11點後出班，製作方都得負擔計程車資，偏偏就算用人造雨，太陽出來仍會產生影子，為了防止畫面穿幫，劇組只能趕在凌晨4、5點，天光漸亮時開拍。
「新加坡計程車很貴，可能一趟就500、600台幣，所有工作人員的車錢，加起來就是3萬5000美金，我們預算跟《灼人秘密》差不多，趙德胤說他拍70天，我跟他說：『靠，你們能拍70天？』我們新加坡省吃儉用才能拍40天。」
台灣導演如鍾孟宏等人，常等上好幾天，就為了搶陽光、搶颱風，這對陳哲藝簡直太夢幻。「台灣今天沒拍到，明天來等、後天再來等，新加坡要等，要給多少錢？工作人員會說，導演你今天沒拍完的話，下次申請（場地）可能要等2個月，跟政府單位交際，他會說不管你名氣多大，你必須今天拍完。」
「侯導也是白羊座」 他說固執來自於星座
「我以後可能不會再寫下雨的劇本，太辛苦了。」說著他往椅背上一靠，這次真的整慘了自己，「我劇本第一頁，第一個字就是熱帶雨，就知道我要把故事講在雨季。」
老靈魂又聊回自己固執的一面，想不太到什麼理由，只好說是星座惹的禍：「我是白羊座，非常非常白羊座，對細節的要求、控制慾，可能來自我的星座，很辛苦的。」
「我的副導常說，我像打不死的蟑螂，不管發生什麼事，受了多少打擊或挫敗，最後還是要把東西弄好，我不會因為這樣就不拍，我還是要拍。」陳哲藝說著，露出開懷的笑，笑裡很是自信，「侯導（侯孝賢）也是白羊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