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有新聞媒體指出，環保機關查緝非法棄置廢棄物案件，透過以科學儀器設備（空拍機）蒐證，直擊業者在廠區非法貯存或堆置事業廢棄物，全案將依照廢棄物清理法、水土保持法等移送地檢署偵辦。
隨著科技一日千里，執法機關也逐漸運用新型科技進行犯罪偵查，近來行政、司法機關巧妙的利用了空中偵查方式建功，開創查緝犯罪的新里程碑，值得參考。然而，此種偵查方式是否可能因侵害人民的合理隱私期待，而有違法的疑慮呢？
使用無人機的航拍技術，可以全方位、大範圍的呈現現場實景，以便初步勘測地貌，且透過調節飛行高度和鏡頭焦距，更可關注重點區域並進行細部攝錄，以滿足刑偵實戰過程所需的證據蒐集與戰術擬定，有效掌握情資，對於打擊不法、遏止犯罪均有正面助益，應當予以肯定並擴大適用。
但使用空拍機進行攝錄，與傳統搜索、扣押的強制處分類型並不相同，此種新型的偵查、蒐證手法，似乎有侵害隱私權的疑慮。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曾在釋字第689號解釋理由書中認為，個人除於私領域範圍得享有隱私權之保護外，縱於公共場域中，亦享有依社會通念得不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接近等侵擾之私人活動領域及個人資料自主。因此，即便於公共場域，自身的活動紀錄仍然得以主張隱私權的保護，若真要介入，則勢必須符合強制處分法定原則（須法律明文列舉的強制處分類型）及令狀原則（須具法定令狀要件），否則蒐證手段上恐有違法疑慮。
而目前使用空拍機蒐證的作法，在我國各該法令中根本未有規範，欠缺具體明確的立法授權，更查無採用空拍機蒐證時，是否應經法官、檢察官同意開具令狀的明文，此種法令的缺漏，實應盡速補足。
有論者指出，參考美國有許多州對於使用空拍機已設下限制，要求執法機關為偵查犯罪使用空拍機蒐證前，須取得法院核發令狀，而令狀簽發須具備相當理由。除有「當認為有恐怖攻擊之高度風險時」、「緊急狀態」、「為防止生命之立即危害；或為防止嫌疑人脫逃或滅證，情況急迫而有迅速採取行動之必要時」、「情況急迫」、「經由受監視之人同意者」、「找尋失蹤之人」、「為執行搜救任務」、「履勘犯罪現場或交通事故現場」、「犯罪現場重建」或「基於學術研究需要」等例外時，始免令狀簽發。倘若違反上開規定，所蒐集之證據在刑事或行政程序上，將無證據能力。
至於拍攝的地點有無差異？有論者解釋，如以空拍機對建築物外觀、露天廠區與河川流域等公共場域空拍蒐證，且不涉及個人資訊隱私時，即屬任意偵查，此時不需要具備令狀，即可為之。
那如果違反上開規定而取得的空拍畫面，可以當作證據嗎？對此，最高法院曾於93年台上字第664號判例意旨表示：「刑事訴訟，係以確定國家具體之刑罰權為目的，為保全證據並確保刑罰之執行，於訴訟程序之進行，固有許實施強制處分之必要，惟強制處分之搜索、扣押，足以侵害個人之隱私權及財產權，若為達訴追之目的而漫無限制，許其不擇手段為之，於人權之保障，自有未周。故基於維持正當法律程序、司法純潔性及抑止違法偵查之原則，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不得任意違背法定程序實施搜索、扣押；至於違法搜索、扣押所取得之證據，若不分情節，一概以程序違法為由，否定其證據能力，從究明事實真相之角度而言，難謂適當，且若僅因程序上之瑕疵，致使許多與事實相符之證據，無例外地被排除而不用，例如案情重大，然違背法定程序之情節輕微，若遽捨棄該證據不用，被告可能逍遙法外，此與國民感情相悖，難為社會所接受，自有害於審判之公平正義。」
依照上開判決，可以看出最高法院採取權衡的立場，同時，該判決也舉出參考標準：(1)違背法定程序之程度、(2)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之主觀意圖、(3)違背法令時之狀況、(4)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權益之種類及輕重、(5)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6)禁止使用證據對於預防將來違法取得證據之效果、(7)偵審人員如依法定程序有無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8)證據取得之違法對被告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等。故違法取得的證據，究竟有無證據能力，應當經過上開標準作綜合之判斷後，決定應否賦予證據能力。
交通部針對遙控無人機，已於民用航空法增訂「遙控無人機」之專章，並定於109年3月31日施行，企圖解決空拍機無法可管的窘境，其立意固屬良善。然相關規定均在明確空拍機之管理、規格、禁制區、操作措施及責任範圍，對於偵蒐行為的適法性而言，仍然欠缺規範，有關機關宜盡速研議，始能順應科技趨勢，創新偵查技術。 （相關報導： 楊孝文觀點：李佳芬的雲林農舍違建，能賣嗎？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