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個思路，其實正是中國大陸過去十年來互聯網金融科技發展軌跡與金融監理思路演變的縮影。相較於掌握金融與科技霸權的美國，中國大陸在數位貨幣的研發與推廣上已經領先。這個領先優勢在習近平於四中全會上發表要全力發展區塊鏈技術之後，愈發明顯。反觀歐美諸國政府，除了針對臉書發展Libra的意圖做出誅心之論以外，並未從產業政策層面有太多具體作為，頂多就是在反壟斷的大旗下重談支持創新的老調。華爾街金融財團則是兩手準備，一方面在政治場域拖住Libra等全球級穩定幣的發展步伐，一方面積極在科技面與資本面加速佈局。而金融監理機構對虛擬貨幣與穩定幣的各種或明或暗的打壓，令人不禁懷疑是否在暗助傳統金融機構爭取時間，努力追趕。凡此種種，除了顯現既有金融體系當權派與利益集團的被動與反動之外，在幣鏈圈邊陲精英的眼裡，其實已經曝露了當前金融體系的合法性危機（legitimation crisis）。
這裡所指的合法性危機，並非僅只是社會學者哈貝瑪斯所稱的，一個機構或組織或政權缺乏必要的行政能力以維繫建立實現其目標所需的秩序與結構，而更包含了社會契約的破壞以及建構與執行該社會契約所需的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來源被根本質疑的存在性危機（existential crisis）。當今全球金融體系面臨互聯網、機器學習與大數據等新科技的衝擊，研發、銷售、運營、監理、招聘等行之有年的成熟模式，似乎已經發展到既有範式的極限。在負利率推高資產價格與反全球化民粹逆流影響下，金融體系持續「創造」（準確地說是「重分配」）財富的能力，自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起就廣受質疑。這份質疑毋寧是對金融精英與利益集團的不信任投票，更是對金融監理機構的深刻問責。
當區塊鏈金融橫空出世之後，人們赫然發現，原來金融仍然有想像空間，掌握互聯網科技的新精英，看著把持金融體系規則制定話語權的舊精英，躊躇滿志，「奪權」意識油然而起，實為人類金融進程的必然發展。各國政府與金融利益集團對Libra的壓制，雖然因為臉書的政治不正確而未能激起幣鏈圈同仇敵愾，卻也直指了一個核心問題：如果互聯網化與數位化必須進行下去，那麼由誰來主導這個進程？傳統統治精英企圖確保對科技領域新生力量的領導控制，但科技新貴卻認為自己才是「得天命」的未來領袖。這個新舊衝突的現象，正如同政治學者趙鼎新在《合法性的危機：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一書中提到的：
慾望很大但自我中心的人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希望社會結構按照自己的慾望而變，而不是根據社會結構來調節自己的慾望和行為。這類人在人群中的比例高低不好說，卻往往是抗爭、反叛和革命的領頭羊，是世界變化的重要推手。這類人在亂世中是英雄，而在承平年代往往是失意者。但是無論在什麼環境下，他們都是很難獲得滿足的一批人。⋯⋯ 對於敢於冒險的人來說，一個寬鬆的、獎勵優勝者的環境才是最為重要的公共物（public go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