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觀點:海軍外省受難者的國家認同

2019-10-20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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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白色恐怖受害者胡子丹先生的判決書,他表示到了今天都還不知道自己被逮捕的真實原因,只感覺一切都莫名其妙。(資料來源:檔案管理局)

海軍白色恐怖受害者胡子丹先生的判決書,他表示到了今天都還不知道自己被逮捕的真實原因,只感覺一切都莫名其妙。(資料來源:檔案管理局)

上次我們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紹了海軍白色恐怖「加害者」之間複雜的派系鬥爭。從本文開始,筆者將花更多篇幅討論海軍「白色恐怖」受害者的統獨認同。畢竟長期以來,當政的民進黨與所謂「台派」陣營試圖將白色恐怖解讀為「外來政權」對「本土精英」的壓迫,如同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對法國抵抗運動的血腥清洗,目的是要徹底抹煞掉台灣人的主權意識。

統派對白色恐怖則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死在國民黨槍口下的都是追求台灣回歸「紅色祖國」的「愛國志士」。是因為韓戰爆發後,美國第7艦隊介入兩岸事務,阻止人民解放軍渡海統一中國,才讓國民黨吃了雄心豹子膽下令槍斃這些「愛國志士」。泛藍陣營內部的反共人士認可這個觀點,因而「正當化」白色恐怖的行為,認為這是為了防止中共「血洗台灣」的「必要之惡」。

還有一種屬於泛藍陣營內的「國共合作派」,他們的觀點類似民進黨及「台派」勢力,認為國民黨發動「白色恐怖」的目的是要壓制台灣人的獨立意識,防止台灣被從中國永久的分裂出去。這一類的統派,認為蔣中正與毛澤東都是志在維護中國領土完整的民族主義者,所以「白色恐怖」是肅清台獨分裂勢力以及「美日帝國主義」的「豐功偉業」。

可見一個「白色恐怖」,在台灣就至少有四種表述,一種是獨派論述,另外一種是「紅色統派」的論述。然後泛藍陣營內部反共與親共的人士,在各自根據「紅色統派」及獨派的論述,去打造一個有利於自身意識形態的論點。兩種派系下的四種論述,其實都各自有各自的道理,卻也存在著各自的盲點。到底實際的情況是怎麼樣?筆者還是以海軍白色恐怖為案例,向各位讀者一一介紹。

重回「白色恐怖」的時代,當年政府首先針對的目標為匪諜,即中共在台灣的潛伏者,「台獨」可是連影子都沒有的。(作者提供)
重回「白色恐怖」的時代,當年政府首先針對的目標為匪諜,即中共在台灣的潛伏者,「台獨」可是連影子都沒有的。(作者提供)

針對「匪諜」的撲殺行動

首先筆者要強調的是,至少在1956年廖文毅於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以前,白色恐怖的針對目標始終以替中共執行顛覆任務的「匪諜」為主。雖然也有針對主張台灣獨立的思想犯,但在把中共視為最大威脅的前提下,主張與中共統一者顯然更容易成為情治機構的下手目標,無論這個統一是以和平還是非和平手段來實現。

就以「太陽花學運」領袖魏揚的外公楊逵為例,他在1949年被捕下獄的罪名並不是因為主張「台灣獨立」,而是因為他發表了主張國共兩黨停戰談判的《和平宣言》。如果把時空環境切換過來,楊逵的主張與張亞中、洪秀柱、郁慕明等主張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的統派或許更為接近,與曾外孫魏揚則是南轅北轍。楊逵身為一個坐過日本人牢的抗日份子,中國認同可是十分頑強的。

主張台灣獨立的聲音,在1956年以前雖然不是沒有,但還沒有強大到能對國民黨的統治形成挑戰。經歷過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後的台灣人,固然不再像光復初期那般歡迎國民黨,但對唐山故土的認同仍難以撼動,完全沒有想讓兩岸永久分離的想法。即便台灣人希望台灣獨立,也輪不到他們有這樣的想法,因為台灣海峽上的楚河漢界,早就已經由國共兩黨畫下了。

所以根本輪不到台灣人開口,毛澤東和蔣中正便決定了台灣孤懸海外的命運。尤其是第7艦隊派出「台灣巡邏部隊」(Taiwan Patrol Force)巡視台海之後,絕大多數台澎金馬居民接受了此種自由地區「實質獨立」於大陸地區的現狀。想要反抗國民黨的統治,無論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認同「紅色中國」幾乎是唯一的途徑。

哪怕是接受過日軍飛行訓練,晚年成為獨派的黃華昌老先生,都一度以到東北佳木斯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做為反抗國民黨的手段。從這個角度來看,沒有理由懷疑白色恐怖主要針對的是「統派」,而且還是主張台灣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的「紅色統派」。尤其1955年以前的海軍白色恐怖,受害者更清一色以外省人為主,不可能有台獨支持者存在。

曾經在重慶號巡洋艦上服務過的仉家彪老先生。(作者提供)
曾經在重慶號巡洋艦上服務過的仉家彪老先生,因為被桂永清將軍保送到海軍官校的關係沒有跟著軍艦一起投靠中共。仉家彪本身沒有在白色恐怖中受害,還當到孫運璿先生的秘書,但是他卻目睹許多學長慘死廈門。(作者提供)

馬尾海軍大清洗

許多人認為,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在台灣發動白色恐怖的目的,是因為有大量海軍艦艇在1949年2月到12月的這段時間內叛變投共。但有更多證據顯示,是桂永清針對馬尾系海軍人馬清洗在先,才導致如此多的海軍艦艇叛變。到底哪種說法為真,不是筆者想在此討論的議題,但桂永清對馬尾海軍的清洗確實是早在大陸時代就已經開始了。

雖然抗戰勝利後,蔣中正就已經解除了馬尾海軍大老陳紹寬的海軍總司令職務,但是以海軍軍官學校校長魏濟民為代表的馬尾海軍元老仍在海軍中掌握著重要職務。這讓陸軍出身,擔任海軍總司令的桂永清難免感到芒刺在背,極其希望將魏濟民的勢力除之而後快。而當時正在訓練階段尾聲,即將畢業並大規模登上軍艦服務的海軍官校36年班、37年班與38年班學生,就成了他的下手目標。

抗戰爆發後,原本位於福建馬尾的海軍學校因為中國海岸線被日軍佔領的關係,搬遷到位於內陸的貴州桐梓。而上述三個年班的海軍官校學生,都是在抗戰的時候考入桐梓海軍學校接受訓練的,所以通通被視為魏濟民人馬看待。此外在1949年2月25日隨重慶號巡洋艦叛變的艦長鄧兆祥,又是桐梓海軍學校的訓育主任,更是讓桂永清找到了整肅這三個年班學生的理由。

大規模的清洗與濫殺,在中華民國海軍官校尚未遷台時就已經展開。根據海軍官校41年班畢業,曾於重慶號巡洋艦上服務的仉家彪老先生回憶,他好幾個37年班畢業的區隊長在廈門便遭到情治人員殺害。而且死法相當悽慘,是被裝入麻布袋丟入海中,讓本身不在「清洗範圍」中的仉家彪回憶起來都感到不寒而慄。

38年班畢業的徐學海將軍表示,他們65名一起進入桐梓海軍學校受訓的同學當中,只有39人順利完成訓練。這些沒有完成訓練的同學,不是遭到桂永清殺害,就是坐了冤獄永久沒有辦法回到海軍服務。還有一些人在廈門的時候,就因為害怕自己被殺,直接開小差逃跑了。可見桂永清的大清洗,給海軍建設帶來了極大的破壞。

即便是順利完成訓練的學生,包括36年班畢業的前參謀總長劉和謙與聯勤總部副總司令鄭本基,都先在鳳山招待所經過嚴刑逼供後,被受到南投的反共先鋒營經過政治考核後才讓他們官復原職。這些馬尾系青年軍官被保留了下來,在海軍體系中步步高昇,成為獨派所謂「萬惡黨國體系」的一分子,但是白色恐怖給他們造成的陰影卻是同樣揮之不去的。

胡子丹老先生是海軍白色恐怖的典型受難者,出獄後經營翻譯社,並出版了多本相關回憶錄。(作者提供)
胡子丹老先生是海軍白色恐怖的典型受難者,出獄後經營翻譯社,並出版了多本相關回憶錄。(作者提供)

整肅範圍的不斷擴大

死在白色恐怖時代的海軍軍官當中,確實也有許多想要把船開回大陸的「真匪諜」。比方說崑崙號運輸艦的艦長沈彝懋與美頌號運輸艦的艦長毛卻非,確實都將自己的叛變意圖付諸實行,但是卻在艦上愛國官兵的阻止下失敗。槍斃沈彝懋與毛卻非兩人,本身並沒有法律或道德上的問題。只是在槍決兩人的同時,卻也有為數不少的無辜人士被牽連。

比方說沈彝懋與他的兒子沈勳,都是崑崙號叛變的策劃者,所以他們一起在1949年11月16日於桃仔園被槍決。但是沈彝懋另外一位在海軍官校38年班的兒子沈白,對這起叛變根本一無所知,同樣被情治人員抓出來槍決,就真的是不折不扣的國家暴力了。毛卻非的弟弟毛扶正,也只不過因為他具有毛卻非弟弟的身分,被足足關了五年。

伴隨著國軍在大陸兵敗如山倒,桂永清對海軍的不信任感日益強化。尤其在被他視為拜把兄弟,並任命為海軍總司令部上海辦公室代主任的徐時輔投靠中共之後,桂永清整肅的對象更擴大到馬尾系海軍之外的範圍。就連被桂永清視為子弟兵的中央海軍訓練團畢業生,也都難以避免遭到波及。中央海軍訓練團第5期出身的胡子丹,其實就是最好的案例。

胡子丹早年曾隨永順號掃雷艦參加戡亂戰爭,在秦皇島與葫蘆島海面上搜捕替解放軍運送物資的機帆船,替中華民國海軍立下汗馬功勞。只是在跟著永昌號巡邏艦撤退到左營以後,他還是於1949年12月3日遭到逮捕,就不過是因為一位在香港的同學宋平寫信給人在台灣的另外一位同學陳明誠,詢問了一下胡子丹的下落而已。

可沒想到胡子丹就只因為被提了一下名字,就莫名其妙捲入了「陳明誠、宋平匪諜案」,被關押了足足3,212天。從上面的幾個案子來看,無論被關押或者槍決者是否遭到冤枉,他們都是以「通匪」的罪名遭受關押或槍斃,與「台獨」完全沒有關係。而在國家認同上,這些人清一色以「中國」為自己的祖國,只是對「中國」的定義有所不同。

 

雖然有眾多同學命喪白色恐怖,對政府的不當之舉也頗有怨言,徐學海將軍仍以自己保衛過台灣感到自豪。(作者提供)
雖然有眾多同學命喪白色恐怖,對政府的不當之舉也頗有怨言,徐學海將軍仍以自己保衛過台灣感到自豪。(作者提供)

以生命保衛復興基地

撇開真的在替中共工作的匪諜,還有因為思念大陸故鄉而希望把軍艦開回大陸的官兵不談,絕大多數遭到冤枉的海軍官兵還是以擁護中華民國的「白色統派」或者「藍色統派」為主。由於沒有在地面上與中共面對面作戰的經驗,他們未必是根深蒂固的反共主義者,但仍將中華民國視為自己唯一效忠的對象,沒有認同中共的可能。

而且正如徐學海將軍所言,即便他們想要投靠解放軍海軍,強調「階級成分」的中共對採用中華民國海軍培訓出來的人才意願始終不高。他表示,因為害怕白色恐怖而留在大陸的36年、37年與38年班同學,幾乎沒有人得到解放軍海軍重用。仉家彪則表示,當年隨重慶號叛變的戰友,全部都在反右運動及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中共整肅,下場悽慘到他難以用言語形容。

一些在白色恐怖時代遭到整肅的馬尾海軍軍官,在被釋放後也暫時放下對桂永清及蔣中正的怨恨,盡忠職守履行職責。比如說海軍太湖號驅逐艦艦長曾耀華曾遭桂永清逼到絕食三天抗議,但卻還是在1954年5月13日奉命攔截並扣押了向大陸輸送物資的波蘭輪船高德瓦號(Gottwald)。假若真的對國家有貳心,他大可指揮太湖號投向中華人民共和國。

前面提到的鄭本基,則在八二三砲戰期間以中海號戰車登陸艦艦長的身份衝在戰場第一線保衛金門。在8月24日語解放軍海軍激戰的過程中,中海號擊沉了兩艘中共魚雷艇,但本身艦艉也給魚雷炸出了一個大洞,鄭本基艦長更是臉部負傷。這段以生命力抗中共的歷史,足以證明鄭本基對國家的忠貞,一切對馬尾海軍的懷疑都是無稽之談。

即便是十分不滿蔣家父子的徐學海將軍,提到自己保衛台灣,出生入死的歲月時仍備感光榮。徐學海將軍曾隨太平號驅逐艦到日本三菱造船廠維修,也享受過那個時代中華民國軍人才有的戰勝國待遇。所以對於中華民國這個國家,大多數海軍白色恐怖受害者仍是相當擁護,並懂得將領袖與國家分開來看的道理,就好像不支持蔡英文,也不能代表就不愛台灣。

許多海軍老前輩一輩子忠於國家,卻莫名其妙被白色恐怖,那種怨氣並非我們後人所能想像的。(作者提供)
許多海軍老前輩一輩子忠於國家,卻莫名其妙被白色恐怖,那種怨氣並非我們後人所能想像的。(作者提供)

捍衛中華民國的「老海軍」

胡子丹看待這一切則更是平淡,認為蔣中正對於桂永清一切亂搞的行為未必通通清楚。如果說蔣中正在這當中犯了什麼錯誤,他表示最大的錯誤就是用了桂永清當海軍總司令。小時候在安徽淪陷區長大,曾在新4軍帶領下學習唱《義勇軍進行曲》與《流亡三部曲》等愛國歌曲的胡子丹,坦言自己對共產黨稱不上有敵意。

可他還是遵守軍人以服從為天職的原則,忠實的執行長官命令。他強調:「想想在1948、1949那個亂哄哄的年代裡,我們這些20郎噹的小夥子,根本搞不清楚什麼是共產黨?什麼叫共產主義?同樣,對三民主義也不甚了了。一腦袋瓜子救國救民,滿腔熱血是打倒共匪。至於共匪是怎麼回事?老實說,我們這些娃娃兵大多數迷迷糊糊。我們從不曾見過匪兵,也從不曾讀過共產主義。」

提到國共分分合合的歷史,胡子丹表示自己最懷念的還是對日抗戰的童年時光,因為那是一個中國人萬眾一心抵禦外侮的歲月。不只新4軍接受國民政府領導,高舉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就連效忠汪精衛政府的和平建國軍對他們這些淪陷區子民也還算不錯。結果抗戰一勝利,重慶回來的中央軍就下令將和平建國軍解散,導致這批他們口中的「偽軍」投奔共產黨,讓胡子丹深感可惜。

其中最讓胡子丹印象深刻的,是他在綠島被管訓的時候與前國民黨主席洪秀柱之父洪子瑜是關在一起的難友。2016年洪秀柱被國民黨提名參選總統時,民進黨曾有人攻擊其父在綠島時以當「爪耙仔」來換取減刑,也是胡子丹投書媒體替洪子瑜喊冤。洪子瑜是政治受難者,卻同時也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並且與胡子丹一樣捍衛中華民國,可見白色恐怖的整肅對象與統獨立場沒有必然關係。

洪秀柱的參選,一度被胡子丹視為改變國民黨體質的契機,只是他的投書最終仍無法扭轉難友女兒被換掉的命運。為此他表示:「無論民進黨、共產黨還是國民黨,在創黨階段都是好的,都是具有理想性的,但是在得到權力以後都變質了。民進黨現在看起來很壞,但是國民黨在某個歷史階段上比民進黨更壞,只是現在變得可憐。」

雖然是白色恐怖受害者,但胡子丹老先生並不認為這段自己遭國民黨迫害的歷史應該上升為台灣人和中國人的國族對抗。他在一篇投書中,以日據時代台灣人到大陸讀書,視唐山為祖國為例,指出歷史上從來就不存在所謂台灣人與中國人相互敵視的情況。他指出:「說『我是中國人』有何不妥!為什麼去搞『台灣人/中國人』這種虛構的對立?」

許多海軍老前輩一輩子忠於國家,卻莫名其妙被白色恐怖,那種怨氣並非我們後人所能想像的。(作者提供)
許多海軍老前輩一輩子忠於國家,卻莫名其妙被白色恐怖,那種怨氣並非我們後人所能想像的。(作者提供)

來自獨派的公道話

今天在藍綠兩大陣營中,仍有不少人將50年代白色恐怖的外省籍受難者視為「紅色統派」看待。獨派認為他們在遭受國民黨的整肅之後,會基於對中華民國的失望轉而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潛在的「賣台集團」。被黨國教育洗腦到徹底的深藍人士,則認為他們是潛在的「叛亂份子」或「台獨份子」,被抓起來整肅「罪有應得」。

可事實上,這兩種說法都言過其實,至少套用在大多數海軍白色恐怖或者孫立人案受害者身上是不適用的。倒是後來因為在海軍宣揚台獨,同樣被關押在綠島的許昭榮老先生,就替白色恐怖的外省受難者講了一句公道話,指出他們並沒有因為遭到政府迫害就心向中共。反而是許多本省籍的受難者,表現得最為親共。

因為政府多年來對台籍老兵不聞不問,特意選在2008年5月20日自焚身亡的許昭榮如此回憶:「當年那些極端的『紅帽仔』,不是外省人,而是臺灣左傾份子,也就是現在參加政治受難者互助會的那些人。其實他們之中,有很多人並非一開始就是馬克思主義者,是後來『西瓜偎大邊』才改變的。尤其是當他們以為中國越來越強時,就開始狐假虎威起來。」

這裡提到的政治受難者互助會,就是以廖天欣、林書揚、辜金良與許月里為代表的本省籍紅色青年。他們大多數在日據時代末期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從而在光復後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信徒,並因此被捕下獄。可是相對於信仰共產主義的外省人,信仰共產主義的本省人被槍決者相對較少,因此他們才得以在戒嚴後成功催生勞動黨及中國統一聯盟等左翼統派團體。

雖然確實是共產中國的信徒,但這些人除了後來改變政治信仰,成為中華民國海軍第一位本省籍上將的郭宗清從軍之外,其他人都沒有參加過海軍,所以不在本篇章的討論範圍之內。日據時代與台籍中共元老陳炳基是同學的海軍將領郭宗清,則因為本省人的身份免於遭到桂永清迫害,稱不上是白色恐怖受難者,本文亦不多加以探討。

那麼海軍內有沒有信仰中共,但沒有明確叛變意圖,卻仍然遭逮捕迫害的思想犯?答案是有的!可是在討論這些真正的親共人士以前,我們首先還是要討論以許昭榮為代表的獨派受難者。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讓桂永清選擇對本省籍海軍官兵網開一面,讓一批參加過二二八事變的台籍精英加入海軍?一切就待下回分解了。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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