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動用緊急權力的同時，北京正一步步掉進攬炒的陷阱。政府以緊急狀態為由，單方面以命令介入社會生活，從愚蠢的禁蒙面開始，限制人民權利，伊於胡底？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十月四日宣布，行政會議已通過《禁止蒙面規例》，引用的法源是一九二二年的《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簡稱《緊急法》）。 禁止蒙面無法遏阻暴力，該條例授權行政長官於認為香港進入「緊急情況」或「危害公安」時，可訂立任何符合公眾利益的規例，包括對出版、通訊及傳播的禁止；人員的逮捕、拘禁、驅逐及遞解離境；交通的管制；經濟的接管、沒收與處置。由於授權範圍甚廣且毋須事前經過立法會審議，論者認為此舉形同進入「準戒嚴」狀態。
這樣的批評並非無的放矢。動用緊急命令的想法，在北京與港府決策圈流傳已久。港澳辦一直要求「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林鄭也從未否認動用《緊急法》的可能性，認為如果能夠以法治手段止暴制亂，港府有責任檢視。 此一殖民時代空泛授權行政部門的條例，早就不合時宜；聯合國《人權兩公約》經《基本法》第三十九條明文保障以後，於香港繼續有效，《緊急法》已牴觸現行法；而依《基本法》，港府也無宣布戒嚴之明確授權。 由禁止蒙面做為起手式不是個聰明的主意。當局固然聲稱此令有助於警方蒐證，藉以嚇阻暴力，在成千上萬的遊行者都戴上面罩時，此一禁令根本無法執行。但是動用緊急權本身，卻有十足的滑坡效應：政府以緊急狀態為由，單方面以命令介入社會生活，從愚蠢的禁蒙面開始，限制人民權利，伊於胡底？
國際人權法很早就認定，緊急權力容易受到濫用，必須在國家存續受到真實威脅或重大公共安全受到危害。採取緊急命令必須明確，為絕對必要，始得實施，而且必須符合必要性與比例原則。同時應訂立時限，並經立法部門事後審查。近百歲的老法律，明顯通不過現代人權標準的檢驗。 港府祭出蒙面禁令，宣稱多數市民支持恢復公共秩序，但看百餘日來運動所得到的廣泛支持，顯然不是那麼回事。
最大的問題在完全無視示威者必須戴上面罩的原因。港警經常動用攝像機近距離蒐證，街頭布滿可能具有人臉辨識功能的監視器，身分一旦被記錄，可能做為檢警追訴、雇主解僱、學校懲處的證據，進行秋後算帳。不被認出，只是示威者為了對抗國家體系高科技蒐證，卑微的反制措施。 反送中運動一開始，是極度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是港府與北京一連串的誤判情勢，一味迷信強制措施，在重要關卡做出錯誤決策，加上黑警過度使用武力，造成暴力不斷升級，才激發出堅實的勇武力道。這點是經過國際認證的。
對於香港情勢，國際的呼籲具有高度一致性：政治問題必須政治解決，途徑是真實的對話與讓步的可能，過度的警察暴力只會如上升螺旋般，激起更多暴力回應。無奈，北京充耳不聞，將這些全打成外國勢力的干預。 北京過於自信，誤解反送中本質 在國際人權法上，在例外情況賦予政府緊急權力，是基於保護共同體存續與重大公益的理由；但在香港，政府與共同體絕大多數人民站在對立面，緊急權力也只剩為公權力壓迫遮羞的作用。
北京之所以迷信強力鎮壓，有政治上的考量：不論是為了保留顏面，或出於避免外溢效應，北京有不能退讓的壓力。同時鑑於香港對其經濟上的重要性，忌憚其他國家在港的影響力，以及防止一國兩制的全面崩盤，北京同樣有不能強硬的壓力，造成進退維谷的局面。
北京被自己的論述給侷限住了，其論述是基於對香港情勢的錯誤解讀。北京自滿於對香港的掌控，認為透過利誘與吸納，已牢牢掌控香港菁英階層；透過滲透，也在傳播、工商界乃至黑道布建了在地協力網絡。
北京對反送中運動的性質，基本上認為是經濟性的，是出於香港人民不滿高房價與停滯不前的薪資水準，而不是對於港府統治與北京政策的全面反抗。同時北京相信，大多數的香港市民終究會停止對運動的支持，對於生活秩序受到打擾心生厭倦，而回歸正常生活。 北京也對其所推行的融合政策深具信心。對於勇武派，北京定性為少數極端分子，甚至是恐怖主義，透過港警不斷升級武力的使用，配合北京的威脅與高壓，冀望其終究失去社會支持而逐漸平息。
以暴制亂掉入攬炒陷阱 可是自八月以來，事態沒有朝北京的預估發展，香港局勢成了無法收尾的一盤棋。在此情境下，動用緊急命令標記了北京走向升高壓制的不歸路：由催淚彈、布袋彈到實彈，更多的逮捕、凌虐、傷亡，強度將不斷升高，為一切都失效時的武力介入鋪路。 北京正一步步掉進攬炒的陷阱。香港青年以無比堅強的意志，抱著香港的經濟地位，準備與中國玉石俱焚，藉著傷害自己，對中國施加最大的傷害。也許授意港府動用緊急權力之時，帝國已親手為自己埋下覆滅的遠因。
＊本文原刊新新聞第1701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