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單位在擬定政策時，常會延攬專家學者擔任諮詢委員提供建議，最常見就是組成「委員會」的形式，用意是能在推動政策前較有周全的考慮。不過，這種共同決策出來的議案，講白了就是所謂的「共識」，真的是大家意見一致還是妥協出來的結果？或者根本就是相關機構主管的意志？
我們先從委員會成員的組成結構來看，除了相關部會的政府官員代表外，各個領域的學者專家也會納入，這些外聘委員經過推薦後，名單皆由主管機關首長勾選聘任，但最後你會發現，好像大都是同一群人在運作，而且說也奇怪，在其他的委員會裡也同樣會看到這幾個人。
這些外聘的委員，並非專職參與委員會裡的事務，大都是在大學任教或是民間團體的成員，有些可能還身兼數職、擔任多個委員會的委員，穿梭在大大小小的會議之中，他們有多少時間仔細去研究這些重大政策？
更何況，每到開會前幾天，主管機關才把大批的資料傳給這些委員，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提出建議，學者專家也只能針對現有的資料，儘量不找碴。若是有委員敢說真話或「政治正確」判斷不夠，下場就是被換掉。宜蘭大學當年從技術學院改制為大學前的審查，明明委員會沒有通過，但過了約半年卻通過了，原因就是換了另一批委員。
另一種情形是，主管機關為了讓提案順利通過，往往會找與自己「關係較好」或「配合度較高」的人，其結果就是為這些政策「背書」。也就因為這種「直接背書」實在太好用了，舉凡能源政策、環保政策、科技發展政策、大學評鑑、大學獎補助分配都是這樣來的，政府機關設立的委員會之多，有學者直接批評是到了「委員會治國」的地步！若是這些委員又不守分際，與政府官員拉攏關係，直接下指導棋，久而久之讓人很難不連想，「裙帶關係」不就是這樣產生的嗎？
更嚴重的是「權責不符」問題。在委員會型態中，有些具有法律效力較有約束力，有的則是純粹諮詢性質。這些不具法定地位的委員會，主管機關若有既定的立場，根本無法改變其方向；有法定地位像剛審查108《課綱》的「課審會」，委員任期屆滿，或任務結束解散時，發生問題或有爭議需要釐清應該找誰出來說明？
教改會又是一個實際的慘痛教訓。當時行政院成立教改會，大張旗鼓開會兩年多，研擬了《教改諮議報告書》卻束諸高閣；加上當初在做決定時，少子化的情形已經出現卻不重視，後來教改會解散，這些教改委員又對後來廣設高中大學的教育政策推得一乾二淨。其結果可想而知，一些後段學校紛紛倒閉退場，今年全臺大專校院已經有172個系所停招，現在各校為了拚招生焦頭爛額，不就是當初某些任務指派的委員所決議出來的惡果，教職、學生訴諸無門。
無怪乎，我們常看到有些政府官員在為政策辯護時，邏輯不通或自相矛盾的情形；更糟糕的是，有些政策實施後如目前在執行108《課綱》中的「核心素養」，基層教師就反映還要去揣摩這些內容該如何執行，就是整個決策過程不夠嚴謹、荒腔走板所產生出來的結果。設立委員會本意應該是集結不同領域專家及跨部會官員共同討論、集思廣益，將每項政策問題一一的深入分析，但現在好像只是在應付問題或攀關係而已，讓有格的人不願意參加委員會，反而導致成了一些好名、好利之徒產生。
我們呼籲政府機關在委員會的組成結構及運作模式上必須徹底檢討，首先除了外部委員聘任適時流動且同質性不宜過高外，委員工作應從兼任改為「全職性的專業委員」，才能心無旁騖對所擬定的政策切實研究，詳細提出方案報告。其次為了能讓開會前充分瞭解各方意見，所有資料必須先有研究機制存在，也就是具有法定地位的委員會，應舉辦聽證會，聽取相關人員的說明。最後政府單位要為其政策負起政治責任。
＊作者為《通識再現》主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