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內，台灣又失去所羅門與吉里巴斯二個邦交國，不禁讓人思考，是單純中共打壓的問題？還是台灣出了問題？
另外一個好消息是德國人向國會請願「與民主的台灣建交」，連署已破8000人。這是今年5月底一位德國友人向國會提出的請願，理由是德國承認罔顧人權、不民主的中國，卻不承認民主國家的中華民國台灣令人費解。連署9月11日上線至今，已有超過8000人響應，若10月9日前超過5萬人連署成案，將獲排入德國國會議程討論的機會。
德國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就跟台灣中斷了外交關係，但對台灣十分友好，記得前德國駐台代表、德國在台協會處長歐博哲（Martin Eberts）要離開台灣去印尼就職前，讚美台灣是個很特別的國家，是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擁有繁榮的經濟與高科技產業。但他卻也發現台灣對人權迫害歷史的無知。
前年發生某中學校慶遊行活動，學生變裝扮演納粹軍人的風波，他在接受端傳媒專訪時表示：「對於納粹政權及大屠殺的受害者來說，這形同侮辱；對今天的德國和我的同胞而言，也是一種侮辱。」雖然背後並沒有政治驅動的惡意，校方也做出道歉，但他認為校方應該要認知到，他們有責任教育學生納粹政權的可怖之處，藉此提醒學生該如何面對歷史的過去，並讓學生採取負責任的行動。
歐博哲這段受訪，點出了台灣在民主法治教育上很大的問題，過去二二八、白色恐怖時代的歷史總是被封口、封存，致使學校教育也很少對人性尊嚴做完整的教育，取而代之的卻是洗腦式教育，才會發生這種連老師都毫無警覺的事件。
時代演進，在台灣的人權迫害，從明著在街頭殺人到暗殺，又過渡到用刑事案件、甚至稅務案件來整肅異己，衍生到現在，稅官已經習慣性用稅務案件來侵害人民的財產、生存等人權，法官也習慣性配合稅官厲行「國庫主義」，對欠稅欠費者施以強制執行。執行方式從欠300元就凍結銀行戶頭，欠3萬元就查封、甚至拍賣財產，到限制出境、管收入監，最後，若百姓一毛都沒了，也不問人民活得下去與否，直接扣他們每個月薪水的1/3來抵稅。
我曾參加一場「自己的飯碗自己救」活動，集結兩千人抗議稅制不公，現場有一位被財稅官員及司法官員惡整到憂鬱症、癌症第三期、自殺二次的吳小姐，從急診室趕來泣訴國家的稅暴力。她拿出政府開的繳稅公文，說明當年老闆要結束補習班，她怕影響應屆考生而決定頂下來，沒想到補習班根本沒買成，卻被國稅局追討老闆拖欠的160萬稅金，她打了20年的官司，仍然徒勞無功，最後國家竟然連她看病的錢都要強制執行。
其實這件事跟納粹問題很像，稅務員及行政執行官都知道吳小姐是冤稅，但大家為什麼要遵循長官殺人的指令而不能抵抗？人民為什麼要屈服政府違法追稅，流血流汗去繳錢而沒有抵抗權？為什麼立法委員低頭於現制，寧願去幫人民喬稅案，而不願意去修法？為什麼法官明知是冤案，寧願發還國稅局另為適法之處分，而不願意直接判決撤銷那張稅單？為什麼大家眼看同胞遭受體制迫害，而挺身聲援，當權者卻仍然不思改革？
記得人權大律師蘇友辰說過一句話：「惡質的裁判，我們要消滅它！」什麼是惡質裁判？在面對國家違法追稅的救濟過程中，有三種人會做出惡質的裁判，一個是納稅者權利保護官，一個是財政部訴願委員會，一個是行政法院的稅務法官。根據研究，這些惡質來自官員的近親繁殖，因此毒性強，這些由財稅黑手豢養出來，吃人夠夠，熟稔吃人法令的稅吏酷吏，心中只有稅收、以及收到稅之後的犒賞（一年撥近二億犒賞稅官及行政執行官），沒有人民的苦難。
納粹屠殺人民後還要負責掩埋屍體，現在稅官、執行官殺人完全看不到痕跡，績優的人還可以升官拿獎金、甚至坐上大位，以前張盛和就坦承自己在國稅局長任內，每年可以分到100萬獎金。大家去查一下是不是分越多獎金的人，代表他工作績效越好，所升官位越大？
台灣領導人面對過去白色恐怖的平反，只做一半，沒有公布加害人，讓他們像德國的紐倫堡大審，受到刑事責任追究，所以台灣沒有辦法像德國一樣，根除威權遺毒。台灣領導人也不願傾聽人民站出來的發聲，真正去了解存在於財稅及司法體制裡的稅暴力，許多企業長期被稅惡整，終至出走或倒閉，深深影響台灣的經濟實力，導致友邦紛紛離去。
以我的觀察，台灣的民主法治只是被少數人及闇黑的體制綁架，原因是大家被白色恐怖時代嚇到，很容易屈服在執政者的迫害而放棄抵抗，導致幕後黑手有機可趁來掏空台灣，而國力日衰。除了德國友人給台灣與德國建交的機會，我希望明年大選，台灣人也願意給自己一個機會，選出有良心正義的候選人，再參考民主法治先進國家的司法及稅務體制進行改革，相信台灣將重拾過去的榮耀。
＊作者為國際人權志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