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台灣的大選選情與政治態勢，雖然還遠未到攤牌揭曉之時，但不少觀察人士似乎已有比較確定的把握，若無出乎意料的大事發生，國民黨候選人最終勝出的概率較為渺茫。藍營若不甘再度失敗，必須進行大幅度的整頓或改組，重振政綱，廣攬精英人才，推出新的競選組合團隊。而綠營亦不能等閒視之，一定要居安思危，加強調研與策略更新，切實致力於治理水平提升與經濟效率增進，絕不能贏了選戰卻輸經濟，搶了政治風頭卻失去經濟與社會福祉全面提升之勁頭。
台灣政黨、社會團體、知識與科技精英、商界中堅抑或普通選民亦不能總是被迫選邊站隊，或應盡量避免採用或直接回應「統派」與「獨派」的簡單劃分法，而力圖以一個國際法權與治權獨立主體的思維與認知，來重新界定台灣的整體安全與利益範疇。
事實上台灣自1945年之後已逐漸成長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國際政體和經濟體，雖然中華民國在1949年之後喪失了在大陸的廣闊領土與管轄權，但中華民國的靈魂、道統、憲政框架和精神遺產迄今依然留存於台灣，並且依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大陸民眾與定居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
中國大陸與台灣在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經濟運行與行政管理體制上形成分割局面已接近七十年，倘若三十年之內依然無法在事實上成為一個完全統一的國家（無論是海峽兩岸雙方尚未徹底或永久性排除的「和平統一」，還是國際社會無法坐視不管的「武力統一」），那麼台灣將最終成為國際社會樂意認可和普遍接受的完整意義上的獨立國家。
因此，台灣的政治前景是相當明確和不容置疑的，而中國大陸倒有可能擇取不同的選項：（一）大陸專制統治者放棄一黨專政，放開黨禁、報禁，嘗試建立憲政民主框架，實施全民普選，邀請台灣民眾在大陸參選參政，暫時保持台灣自治並自行負責台灣防衛與治安，保持台灣司法獨立，待50年過渡期結束再實施兩岸統一治理模式；
（二）真正實施聯邦制，台灣作為一個獨立政體和經濟體自願加入「中華聯邦共和國」，成為類似於英聯邦成員國（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那樣的鬆散式聯邦成員國，台灣保留自己的政體、經濟體與社會制度和文化，成為中國承認的合法獨立國家；
（三）允許台灣民眾在免除任何壓力與威脅的前提下舉行全民投票公決，以投票結果決定台灣是成為獨立國家，還是實施真正的意義上的「一國兩制」（參照鄧小平1986年6月26日在會見美國華裔學者楊力宇教授時提出的「鄧六條」）；
（四）完全不改變大陸意識形態、社會制度與政治現狀，一方面竭力維持兩岸現狀，另一方面繼續滲透與蠶食台灣各個領域，不斷施加壓力並威脅台灣，並堅持在台灣當局公開宣布台灣成為完全意義上的獨立國家時，採用「武力統一」方式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甚至公然叫囂不惜[「把台灣炸成一片焦土」。
從今後幾十年的發展戰略層面來看，台灣的經濟依存點在於「科技主導、服務為上；貿易先行，增值為王」。因為台灣無法像大陸那樣長期依仗勞動力成本低廉優勢以及「低人權、低福利」的逆向價值取捨。台灣資源相對稀缺與地域狹小的局限性，決定了台灣的模仿對象或競爭對手並非幅員遼闊、體量龐大的經濟體，而是類似於日本、冰島、挪威、瑞典、丹麥、芬蘭、希臘、澳大利亞、新西蘭這樣的島國經濟或瑞士、奧地利、盧森堡、比利時、以色列、這樣的內陸先進經濟體。
台灣或許應把過去對大陸市場的嚴重依賴，逐漸轉向美國、歐洲、日本、韓國、新加坡、印度、巴西、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緬甸、蒙古以及其他新興市場國家或未開發國家，通過提供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電腦等電子產品帶動台灣技術產品擴展IT業和通訊市場，
吸納部分香港移民精英和技術人才，充實與強化證券與金融交易服務，積極主動地承接國際外包服務。比如說，應當積極主動承接國際培訓業務及相關配套服務，使台灣成為部分替代香港被中共全面控制之後的地位和功能（比如說東亞國際會議中心）。
台灣兒童與青少年以英語為主的國際交流語言水平應當得到全面加強和提升，幼稚園、國小、國中乃至大學和研究生院的國語標準化水平必須得到強調和顯著提高。這並非意在歧視或壓制以閩南話為主體的台語或其他方言與文化，而是試圖從整體上提升台灣的國際化程度與國際交流融合程度，並且籍此主動加速提高台灣在經濟全球化與國際分工中的地位與承擔份額。其中部分機會來自於香港被大陸中共當局加速控制所帶來的資源與分工轉移效應。
台灣立法院與政府各部門與台灣各界人士應當積極配合促進一部分香港人遷移台灣，抓緊制定適宜對策，吸引香港各界精英人才來台置業定居，並根據香港人的生活習俗與文化特點提供相應的配套服務與激勵措施。
台灣還應鼓勵和激勵更多青少年赴海外留學奮鬥，派遣大量業務骨幹學習先進國家技術與經驗，增加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項目，力爭成為世界上技術進步最為突出的經濟體。
＊作者為華盛頓獨立經濟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