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戰後進入工業化階段，人口成長率逐年降低。2010年，日本年度人口成長率掉入負值，也就是說，日本人口正慢慢減少；且這樣的減少之所以令政府不安，是因為日本的人口減少主要是「自然減少」，而非遷移造成的結果。
「如何填補勞動缺口？」
根據2018年統計的職位空缺率顯示，每100位日本人面臨160個職缺，一方面，這使失業率降低，另一方面則可能推測出：日本的老年人沒有能力、年輕人也不願意做某些工作的隱憂。這並非代表日本人在未來擁有穩定的幸福生活，相反的，這是在考驗日本人是否已經做好接納移民的準備。
為了填補這些勞動缺口，安倍政府喊出未來五年日本將開放34萬外國勞工。過去，日本只對外開放高階人才取得工作居留資格，像是大學教授、擁有專業技術者；而就在去年底，日本國會搶在休會前連開18小時，針對「出入境管理及難民認定法」（簡稱「入管法」）有了共識，為越來越多在日本工作的外國勞工增加了兩種居留資格:分別為「特殊技能1號和2號」。其中「特定技能者2號」更允許具有特殊專業的外籍勞工在通過日文檢定後，攜家帶眷到日本無期限居留。而安倍所承諾的五年內引進34萬名勞工則是指1號而言，屬於政府列管的14項產業，他們雖有特殊技術，卻只能在日本居留5年，也無法攜帶家眷。
面對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日本政府所採取的策略，是希望透過引進大量外國勞工，補足藍領工作的缺額，並讓日本女性重新回到職場上，為國家經濟盡心力。然而，入管法無論如何修訂，都避免不了勞資雙方產生的糾紛。
「實習生：隨用即丟的外籍勞工？」
實習生，是日本重要的勞動力之一。它是為日本藍領企業而存在的制度，外籍勞工和日本人做一樣的工作，卻只拿到一半的薪水。
日本企業想要招募一位外國實習生，要向監理團體支付上萬元的仲介費以及每月管理費。監理團體是日本和外國當地的人力仲介公司；而監理團體的上司，是整合日本實習生制度的公益財團法人「國際研修協力機構」（JITCO），向監理團體和企業收取會費，其中一部分甚至作為退休官員轉職的薪水，對企業並無實質幫助。有人認為，這個制度立了一堆名目，實習生領著少得可憐的薪水，還只能在日本居留五年；實習生在日本的意義，根本就是隨用即丟的外籍勞工。
「日本是『偽君子』 台灣是『真小人』」
《絕望工廠》作者出井康博研究勞動議題多年，給了一針見血的評語:「日本是偽君子，台灣是真小人」。
在台灣，我們對外國勞工的規定更多、更明確，給人的感覺也更不友善；我們並非將移工的權益納入勞基法加以保障，而是另立專法。除了規定移工居留年限，還不可轉換工作，一發現逃跑就會被遣返，等於是被綁死在工作上，更可怕的是，他們在來到台灣前，並不知道雇主是誰、要照顧的人是誰，資訊不對等的情形相當嚴重。
日本則是以招募實習生及留學生做為掩護搶用勞動力的「盾牌」，卻給他們不平等的薪資，或是要求給付高額學雜費。引入企業實習生，其實大多是藍領工作，薪水也被剝好幾層；開放留學生，其實大部分遠渡重洋的年輕人都付不起如此高額的學雜費。出井康博認為，日本擅長用話術包裝美好願景，吸引大批外國人自願到日本工作。
「沒有所謂剝削、沒有所謂奴役，所以問題出在哪？」
綜上所述，台灣的工作合約及日本抽傭制度看似有許多不平等之處，但筆者認為日本的抽傭制度不能算是剝削，台灣的工作合約不能算是奴役。
第一，移工是出於自願；第二，剝削和奴役的定義如何界定，恐怕連本國勞工都有相同遭遇。
西歐國家像是德國、法國等都被移民問題困擾著，台灣和日本則在勞動力需求與開放移工程度之間取捨，但最終的問題，筆者認為仍在於「我們有沒有要讓移工融入社會的意思？」到日本工作、當家庭看護的受訪者說：「日本人應該意識到，是他們需要我們（移工），而非我們需要他們。」直截了當的一句話，背後隱含著的意義是，移工需要有歸屬感的社會。某些認為移工會為本國社會帶來威脅的論點，無非是害怕工作被搶走、高犯罪率，但這些都是事實嗎？又都不能解決嗎？如果能讓外國移工融入本國社會，減少雇主與移工之間的隔閡，還怕有衝突嗎？
當我們認知到勞動力在十年後可能不敷使用，在招募勞動力之餘，後續的適應情形也是我們要追蹤的重點。筆者不認為日本和台灣是偽君子抑或真小人，那是以部分想融入本國社會的移工為出發點的想法，卻忽略了本國立法者與民眾的意願。如果能改善聘僱過程，或以完善的法律保護移工，讓雙方都能取得一個良性的平衡點，這或許才是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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