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商報》認為，西方企業反抗中國專制，長遠而言也符合自身利益。文章指出，北京正試圖用一切手段控制外企，其中也包括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西方「應摒棄以往視而不見、閉口不談的策略」。
《商報》
以「德國企業必須停止對北京低頭哈腰」為題，刊發評論指出，中國政府正試圖用一切手段來控制外國企業，西方國家必須予以抵抗。作者注意到，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不僅僅針對個人，也包括外國企業，這將是中國政府對外企施加政治壓力的又一工具。
「香港的示威已經表明，北京根本不忌憚用政治手段來迫使本國企業以及外國企業服從。國泰航空總裁被迫辭職，因為在北京看來，他給予了國泰員工過多的言論自由。範思哲這樣的國際奢侈品牌也不得不公開道歉，因為他們出售了北京眼中政治不正確的T恤衫。」
「國泰航空的教訓尤其深刻，因為這一案例夾雜了法律的約束和政治的施壓。在公開層面上，北京指責國泰航空違反了安全規範，從而迫使該公司就範。新的企業社會信用體系，名義上也是要求企業遵守法規、遵守政府訂立的各種標准。而在實際上，這一體系為肆意的政治操作大開方便之門。在一個沒有獨立司法的國家，企業幾乎無法抵抗這種肆意的政治力量。而且，北京還制訂了『』不可靠實體清單『』，也能用於對不受歡迎的企業進行政治施壓。」
「目前，大多數外國企業都對此保持沉默，屈從於政治壓力。對於他們而言，巨大的中國市場比道德更重要。但是，正是這種低頭哈腰導致中國在最近幾十年能夠破壞國際貿易規則而無需受到什麼懲罰。一直到今年，歐洲的政界、商界才開始將北京政權視作自由世界的戰略對手。」
「西方企業現在更應該發出團結的聲音，在中國大陸或者香港堅持自己的准則。即便是從自身利益出發，西方企業也應該摒棄以往的『』視而不見、閉口不談策略。當今與中國的經濟競爭，正越發轉向數字化服務領域。在這一背景下，信任與價值觀就顯得越發重要。」
《世界報》
以「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為題，刊發了由台灣駐德代表謝志偉撰寫的客席評論。文章認為，香港的示威浪潮說明，民主與專制無法並存，因此自由世界應當向北京發出明確的訊號。
作者指出，煽動民眾奮起反抗的，往往是試圖讓民眾當順民的暴政自己。經歷了一百多年的英國法治熏陶後，回歸後的香港人，正在因為北京的高壓，而重新激發出千百年來流在廣東人血液裡的反叛精神。
「我們台灣人欽佩於香港人的勇氣，為他們未知的前路而擔憂。我們始終記得1997年香港回歸時，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所說的『』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但是，在那之後，香港發生了什麼？民選的議員無法履職，甚至還會被送進監獄，只是因為他們將自由置於愛國、愛中共之前。敢於出版被中國內地禁止書刊的出版商，則被綁架去了內地。新聞自由也大不如前。」
「22年後的今天，香港人也喊出了『』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但是這不再是一種承諾，而是警告。在不斷遭受中國威脅的台灣，這種警告也引發了越來越大的反響。」
文章接著指出，「反送中運動」，讓台灣與香港社會結成了某種程度上的命運共同體，「唇亡齒寒」這句中文諺語，用來形容這種台港聯結再合適不過。同時，鑑於北京的政權太過強大，因此香港和台灣都需要西方自由世界向北京發出明確信號，阻止後者動用武力來解決問題。
「在台灣，人們經常引用德國神學家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的詩句：『起初，納粹抓共產黨人的時候，我沉默了，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當他們抓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時候，我沉默了，因為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當他們抓工會成員的時候，我沉默了，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當他們抓猶太人的時候，我沉默了，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最後當他們來抓我時，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自從中共成立以來，人們可以看到，西藏人、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法輪功信徒、維吾爾人紛紛成為中共肆意濫權的受害者。自由世界，何時才開始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