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需走進監獄，即可判斷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
──杜斯妥也夫斯基，《死屋手記》（The House of the Dead）
美國的監獄人口從一九七○年代初期開始逐年上升。一九七八年有逾四十五萬人入監服刑，到了二○○五年，監獄人口已超過兩百萬人：成長了四倍。在英國，監獄人口自一九九○年起翻了一倍，從大約四萬六千人攀升到二○○七年的八萬人。事實上，二○○七年二月，英國監獄人滿為患，內政大臣不得不發函給各級法官，懇求他們只把最重大的罪犯送進監獄。
這跟其他富裕國家的發展形成強烈對比。一九九○年代期間，瑞典的監獄人口維持穩定，芬蘭則出現下滑；丹麥只上升八％，日本則上升九％。到了近期，愛爾蘭、奧地利、法國和德國的監禁率更是紛紛下滑。
罪或罰？
監獄人口的多寡，受到三件事情影響：實際犯罪率、對特定罪行判處監禁的傾向，以及徒刑的長短。三者中有任何一項出現變化，都會改變監禁人口的比例。我們在第十章說過，越不平等的社會，暴力犯罪越司空見慣。監禁率飆升之際，美國與英國的犯罪率究竟有怎樣的發展？
犯罪學家阿爾弗雷德．布朗斯汀（Alfred Blumstein）和艾倫．貝克（Allen Beck）研究美國監獄人口的成長態勢。州立監獄在一九八○到一九九六年間的人口成長，只有十二％可以歸因於犯罪率上升（主要是因為毒品相關案件日益猖獗）。另外八十八％的監禁人數成長，則是因為比較多犯人被送去坐牢，而不是處以非監禁的刑罰，也因為徒刑的年限變長。在聯邦監獄，較長的徒刑是監獄人口上升的主因。「三振出局」法、強制性最低量刑和「精確量刑」法（即不得假釋），意味著某些犯人會因輕罪而被加重判刑。二○○四年，加州有三百六十人因商店行竊而被判終身監禁。
在英國，監獄人口的增長同樣是因為刑期變長，另外，往年會判處罰鍰或社區服務的罪行，如今越來越常以監禁作為處罰。英國每天都基於商店行竊而送出大約四十份徒刑判決。在英國，犯罪率的下滑跟監禁率的上升同樣不可阻擋。
倫敦經濟學院社會管理系榮譽退休教授、犯罪學家大衛．道恩斯（David Downes）曾描述荷蘭的監獄體制。他形容在荷蘭的低監禁率與英國的高監禁率間，三分之二的差距源於徒刑的使用以及刑期長短的不同，而非基於犯罪率的高下。
公益組織「量刑計畫」（Sentencing Project）的馬克．莫爾（Marc Mauer）對照各個國家，發現和加拿大、西德以及英國和威爾斯相比，美國民眾更常因財產犯罪與毒品犯罪而被判徒刑，而且刑期更長。舉例而言，竊盜罪在美國的平均刑期是六個月，加拿大則是五個月。而且，研究人員分析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幾個歐洲國家後，發現犯罪率的變化只占監禁率變化的一小部分因素。如果犯罪率無法說明監禁率的差異，貧富差距會是更好的解釋嗎？
監禁與貧富不均
我們透過聯合國犯罪趨勢及刑事司法系統調查，取得有關各國監禁人口比例的統計數字。圖11.1（以對數尺度為基礎）顯示，不平等國家的監禁率高於比較平等的國家。
在美國，每十萬人有五百七十六人入獄服刑，是英國的四倍半（每十萬人有一百二十四名受刑人），也比日本高了十四倍有餘（每十萬人有四十名受刑人）。即便剔除美國及新加坡等異常值，其他國家仍能證明圖上的關聯性十分穩健。
我們從美國司法部司法統計局，取得美國五十州在一九九七至九八年間的監禁率數據。如圖11.2所示，監禁率與貧富差距再度呈現強烈關聯性，而且各州之間落差很大──路易斯安那州的監禁率是明尼蘇達州的六倍以上。
這張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我們以兩種不同符號為各州標示。圓形代表已廢除死刑的州；菱形則表示仍保留死刑。
正如我們在第二章指出，與貧富差距產生連帶關係的，都是具有陡峭社會梯度的社會問題。監禁有強烈的社會梯度，犯罪人的階級、所得與教育程度越低，越有可能被送進監獄。加州州立理工大學（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兩位社會學家認為值得發表論文，專門描述中產階級受刑人如何適應獄中生活，突顯出獄中中產階級人口稀少的事實。
人種與族裔的監禁率差異，是顯現入獄風險不平等的另一種方法。在美國，這項種族差距可用白人與黑人的監禁率比值來評估。夏威夷是入獄風險似乎沒有太大種族差異的唯一一州。在那裡，黑人的入獄風險是白人的一點三四倍。其他各州的比值皆大於二，美國整體的比值是六點零四，紐澤西州則高達十三點一五。英國與美國大同小異，少數族裔入獄服刑的機率比主流族裔高出許多。這樣的種族不平等，是基於犯罪率的種族差異所致？針對美國年輕人所做的研究推翻了這項假設。
在美國，二十五％的年輕白人及三十六％的年輕黑人在十七歲以前曾犯下暴力罪行；犯財產罪行的比率則不相上下；而比較少年輕黑人犯下毒品罪行。然而，非裔年輕人被逮捕、拘留、指控、以成人身分被控告以及入獄的機率，遠遠凌駕白人之上。同樣模式也發生在非裔與西語裔的成人身上；在司法程序的每一個環節中，他們受到的待遇比白人的經歷更加嚴苛。面對同樣的指控，白人被告遠比他們可能被減輕罪名，或得到「另類解決」的機會──假如犯罪人接受特定條件，例如完成毒品勒戒計畫，就可以暫緩或終止起訴。
文明程度
監禁率的數據顯示，越不平等的社會越講究嚴刑重罰。我們可以從不同刑法制度對待犯罪人的不同方法，看出一些蛛絲馬跡。首先，如圖11.2所示，在美國，越不平等的州越有可能保留死刑。其次，受刑人的待遇也似乎有所不同。
大衛．道恩斯在探討荷蘭體制時，描述刑事律師、犯罪學家和精神科醫師如何同心協力扭轉監獄系統。他們認為：
犯罪人必須被當作會思考、有感情的人類同胞，有能力透過跟治療師的對話……幡然醒悟。
道恩斯表示，這樣的哲學催生出一個著重於治療與更生的監獄體制，允許返家探視、中斷刑期，並且大量給予假釋與特赦。受刑人住單人牢房、彼此之間以及與獄方的關係良好，其教育、訓練與文康活動被視為最佳典範。儘管自從一九八○年代，為了因應治安日益惡化（主要由於毒品交易激增，再加上荷蘭成了跨國犯罪集團的大本營），監獄體制變得比較嚴厲，但仍然以人性化與舒適著稱。
日本是監禁率極低的另一個國家；監獄環境向來被形容成「寧靜的避風港」。日本的刑事訴訟程序有很大的彈性。對自己的罪行坦承不諱並願意悔過的人，警察、法官及社會大眾一般相信他們會改過自新。一名犯罪學家寫道：
絕大多數［被起訴的人］……坦白罪行、表示懺悔、乞求被害者原諒、聽憑相關當局處置，最後換來極寬大的對待。
許多徒刑被暫緩執行，甚至包括其他國家會處以強制性長期徒刑的重罪。顯然，面對刑罰，大多數受刑人認為自己罪有應得。他們住在最多可關押八人的牢房，三餐在小團體環境中進食。受刑人每星期工作四十小時，有機會接受訓練、從事娛樂活動。監獄裡紀律嚴明，舉止有明確的規範，但這似乎有助於維持祥和氣氛，而不是引來挑釁的回應。獄方人員除了負責守衛，還被期待扮演道德感化者和非專業諮詢師的角色。
美國的監獄體制就僵化得多。美國聯邦、州立與縣立等各級監獄的粗暴嚴苛，反覆招來國際特赦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及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等各色組織同聲撻伐。他們關懷的議題，包括被關進成人監獄的兒童、精神病與學習障礙者的治療、監獄內頻傳的性侵事件，以及女性受刑人分娩時被套上鐐銬、使用電擊裝置來控制受刑人、長期關禁閉、警方和獄吏偶爾施加酷刑與虐待（尤其用來對付少數族裔、移民和同性戀者）等種種作風。
美國著名犯罪學家約翰．厄文（John Irwin）曾長期研究高警戒監獄、縣看守所和加州的索拉諾（Solano）州立監獄；後者是一座中度警戒層級的監獄，可容納大約六千名囚犯。受刑人在這裡擠成一團，很難接觸娛樂設施及教育、訓練或勒戒計畫。他發現無論何種警戒層級或何種機構，受刑人的心理嚴重受創，出獄之後很難適應外界生活。
某些監獄不給受刑人接觸任何娛樂，包括電視和體育活動。還有些監獄，受刑人必須付費看病，飲食住宿也都需要花錢。有些監獄恢復條紋囚服，以及把一群囚犯鏈在一起的作風。「全美最強悍的警長」喬．阿派歐（Joe Arpaio）之所以出名，正因為他在亞利桑那的沙漠中設立「帳篷城市」充當縣看守所，讓受刑人在氣溫可以飆高到華氏一百三十度的高溫下住在帳篷裡，並且只給他們每人每頓飯兩毛美金伙食費的粗陋飲食。
美國的「超級警戒」（supermax）監獄（旨在創造永久性社會隔離）的發展，遭到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的譴責。它們有些是獨立設施，有些是「監獄中的監獄」，受刑人每天有二十三小時被單獨監禁，只有在獨自運動與洗澡時才能離開牢房。曾服務於超級警戒監獄的醫療人類學家洛娜．羅德斯（Lorna Rhodes），以「缺乏活動、刺激與社會接觸」形容受刑人的生活。處於這種環境的受刑人，往往是精神病患者（或後來罹患精神疾病），對刑滿出獄後的生活毫無準備：他們沒做過有意義的工作，也沒受過訓練或教育。估計值或有出入，但可能有高達四萬人被囚禁在這種環境下，而且新的超級警戒監獄仍在持續興建中。
當然，美國各地的監獄制度各有不同，差異很大。美國監獄安全與虐待委員會的最新報告，對獄政問題提出全面剖析，並評述幾個比較人性化的制度與作風。麻薩諸塞的醫療方案讓受刑人在獄中及出獄後都能得到持續性的醫療照顧。馬里蘭州為受刑人篩檢精神疾病的做法，堪稱典範。佛蒙特州給予受刑人價格低廉的電話服務，使他們得以維持與外界的聯繫。而在明尼蘇達州，有一座高度警戒監獄非常注重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自然光線、感官刺激、規律的運動，以及受刑人被善待的需求。回顧圖11.2，你可以發現這幾個案例，全都來自比較平等的州。
不平等社會的高監禁率，反映出的似乎是更嚴厲的刑罰，而不是更高的犯罪率；不僅如此，獄政的粗暴及死刑的使用，似乎也指向同樣的結論。
監禁是否有效？
如果監禁可以有效遏阻犯罪、保護社會大眾，較高的監禁率及嚴厲的獄政或許有其價值。然而相反地，全球各地專家似乎一致認為監禁成效不彰。監獄心理學家詹姆斯．吉力根說過，「要把一個非暴力的人變成暴力分子，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把他送進監獄」。
事實上在美國，徒刑的效果似乎大不如前：違反假釋和重複犯案是造成監禁率成長的一大因素，其比重越來越大。一九八○到一九九六年間，因違反假釋而入獄服刑的比率從十八％成長到三十五％。對於遏阻犯罪，長期徒刑的效果似乎比不上提高定罪率，而且一個人被隔離得越久，日後越難適應外界生活。吉力根表示：
刑事司法體系及刑罰制度是在一個錯得離譜的假設下運作，也就是以為懲罰能遏阻、防範或約束暴力，然而實際上，懲罰是我們至今發現最強大的暴力刺激劑。
*作者為理查．威金森（ Richard Wilkinson）與凱特．皮凱特 （Kate Pickett）。前者為英國諾丁漢大學社會流行病學榮譽退休教授、倫敦大學學院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榮譽教授、紐約大學客座教授，二○○九年創立平等信託基金會（The Equality Trust）；後者則為英國約克大學健康科學系流行病學教授、平等信託基金會聯合創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