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蝦米對抗大鯨魚，是環境公害案件中的常見組合，特別是訴訟往往耗時多年，受害者必須長期承受污染帶來的環境與健康風險，才可能等到姍姍來遲的環境正義。例如日前傳出很可能面臨1.62億美元罰款的台塑德州塑膠工廠，其中一名原告就花費30年與台塑集團奮戰。如今有一群來自越南的人民，也即將走上這條征途，為了家園與生計，扛上台塑這條大鯨魚。
「......每次都是和受災居民約在教會碰面討論訴訟相關事項。後來有一天人數暴增，他們沒有先跟工作人員講好，突然湧入，引起警察的注意。」今年2月，台塑越鋼求償案原告律師之一黃馨雯、郭鴻儀共同前往越南，拜訪200多名欲對越鋼提出告訴的居民。黃馨雯表示，由於此案在越南受到政府高度打壓，即便身為律師、去了當地也得掩人耳目，不料行程出現突發狀況，還是被越南公安部掌握行蹤。
律師赴越南拜訪受災居民 「猶如上演電影007」
「警察進來後，大家就散了，我們躲在小房間裡，等待後續接送。」黃馨雯回憶起在越南的遭遇，顯得餘悸猶存，「真的等很久，從早上10點等到晚上8點，那段時間很煎熬。」她提到，散場途中，有些居民還不明所以，大剌剌拿著委任訴狀走，讓進教區搜索的警察逮了正著。明白這群「觀光客」的真正目的後，警察一路尾隨他們離開教堂。「後來我們在中途換車想混淆視聽，公安也派出很多車輛跟隨，我們在黑暗的小巷裡飆車，才順利去到下個教堂。」
整趟旅程，對黃馨雯來說，有如真實上演的007電影，安檢或接送都得小心翼翼地安排。2016年越南中部海岸爆發重大環境事故，越鋼排放的廢水污染海洋重創當地漁業、養殖業，政府雖迅速在2個月內要求越鋼道歉、賠償，然而許多受災民不但沒拿到賠償金，反而在抗議越鋼的過程中，遭到政府部門的暴力鎮壓與毆打，至少17人為了相關的倡議行動者被政府緝拿、判刑。
「受災民沒拿到賠償金，還遭政府暴力鎮壓或判刑！」
例如義安省人民一起南下到河靜省提告越鋼的黃德平，因在臉書上直播漁民被警察毆打、還有「誘惑」越南中部漁民組織跟抗議，2018年2月被法院判刑14年；記者阮文化被指控針對越鋼污染事件在社群網站煽動民眾抗議，被判刑7年；部落客「蘑菇媽媽」阮玉如瓊，普遍被認為因參與抗議越鋼，被重判入獄10年。17人中有6人被捕的原因與越鋼污染案有直接關係。（延伸閱讀：抗議台塑污染遭判10年牢，越南「蘑菇媽媽」獲釋赴美：我將繼續為民主奮鬥）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彭保羅指出，在越南，越鋼變成很敏感的議題，NGO被執政當局緊盯、人權倡議人士被捕，儘管災民並不滿意政府在處理此案時的作法，但2017、2018年政府對抗議人民採取一連串的暴力、逮捕和監督，終令災民噤聲；再加上，越南的司法並不獨立於黨國之外，對於越鋼污染案的受災民來說，唯有在海外才可能實現環境正義。
根據彭保羅的研究，部分的漁民拿到賠償金，但也有一些非受災民從中受益，排擠掉了原應賠償的災民；魚販、餐廳和旅遊業者則都沒有獲得賠償，而同樣出現污染的義安省也被排除在賠償費為外。然而對受災民來說，賠償金額與受害損失完全不成比例，根本無法對其生活有什麼幫助。有拿到賠償金的受災民指出，大船每人獲賠2600美元，小船領比較少，一人約得2.4萬台幣。
去年彭保羅親至越南中部四省進行田野調查，有2名受災漁民告訴他，越鋼污染案之前，其漁獲量1天可達上千公斤，案發後只剩40、50公斤的小魚，且他們沒有拿到賠償；另一名漁穫批發商說，案發前其月營業額是5000美元、案發後僅2000美元，雖試圖向村長申請賠償，卻遭到拒絕。
不得不外漂、還得面對仲介剝削…越南移工訴心酸
原本住在越南中部、靠海維生的受災民生計受阻，不得不出國打工、成為廉價勞力。《風傳媒》採訪數名來台工作的越南移工，其中幾人正是要對越鋼求償的原告，談起家鄉現況，他們提到：「還沒有發生時，100人大概有2人去國外，現在就是90人去。」原告之一的阿世（化名）補充：「出國要給仲介很多錢，留在那邊的大部分是50歲以上或身體不好、沒錢，只能繼續捕魚。」
好不容易撐過仲介的剝削，輾轉到國外工作，收入或許還過得去，卻不如在家鄉時快樂。已在台灣工作3年的阿世直言，同樣是從事漁業工作，以前在家人身邊，隨著自己的意志出海，比較自由，到了台灣得聽老闆的話，又和老婆小孩距離遙遠、感覺十分孤單。
越鋼污染案發生後，自2016年5月起，越南政府對河靜等中部四省20海哩內下達2年的禁漁令，許多漁民無法出海，償還不出買船的貸款，就算到了20海哩外捕了魚回來，也沒人敢買。如今禁漁令已經解除，人民依然不埋單。阿世表示：「政府叫人拍影片，宣傳說那裡的海產可以吃，還有官員去那裡的海游泳，說海產很好吃。但其實沒又科學證據。大家都不相信。」
越鋼營造形象、政府傾力背書，事實卻是…
另一方面，越鋼則試圖營造在地好鄰居又帶動產業發展的形象。越鋼總經理張復寧表示，越鋼一直有在敦親睦鄰，像是經濟條件較差的居民、或者學校、造橋鋪路等建設需要補助，都會協助。「這1、2年，我們跟地方的部門單位，包含老百姓，都維持一個良好的互動，」他說，「政府的監管是非常到位，我們在這邊做什麼東西，都是公開透明。」
政府也傾力為越鋼背書，《河靜電子報》（越共官媒）今年6月27日在報導中稱：「迄今台塑河靜投資案的各項環保工程已經100%完成…且基本完成53/53項違規改善事項。……針對社會層面，永安經濟區的各個投資案創造就業機會…有穩定、長久的工作。」
不過，越鋼的說法和附近在地居民的實際感受可謂大不相同。在越鋼廠區附近一棟白色建築裡，政府派遣部分軍警駐紮，據當地人所述，只要一靠近越鋼就會被驅逐，「想要拍到他們排放的煙，要在很遠的地方才能拍到。」2016年污染爆發之初，集結在越鋼前抗議的民眾被警察暴力相向；今年越鋼又被揭露製造大量廢棄物且超標物質沒有列管，民間不斷出現希望越鋼關廠的聲音。
事實上，若再往前回溯，越鋼對越南人民帶來的遠不止是大規模的海洋污染。越鋼是越南目前最大的外國投資案，設廠於河靜省永安經濟區，為了越鋼建廠所需，鄰近村莊土地全被政府低價徵收，居民必須遷離卻沒有獲得應有的補償。彭保羅說明，以冬言村為例，政府為迫使居民搬走，拆掉村莊學校、恐嚇、又斷水斷電，原有5000人的村子，如今只剩180戶、約800人堅守。
走訪冬言村時，彭保羅看見一片彷彿遭遇戰爭摧殘的廢墟，倒塌一地的屋牆泥瓦中，隱約還有幾間房子屹立。他表示，老冬言村靠港口近、隨時隨地就能出海，孩子能在沙灘四處玩耍；新冬言村離港口遠多了，對村民來說，既不易討生活、也不復原本寧靜和諧的生活。新環境不但沒有更好，反而多了卡拉OK、酒店等風化場所。
就像所有的大型開發案，越鋼進駐之初，打著帶動地方繁榮的旗幟，如今越鋼廠內雇用之越南人和台灣人的比例約為4:1，雖增加一部分越南人的就業機會，事實上受惠者和承擔環境風險的居民一直都在光譜的兩端，沒有重疊。要向越鋼求償的原告之一阿峰（化名）說：「就算有工作給我們，大部份也是蓋廠時的勞務工作，薪水很少。1個月8000元台幣吧。」
在收入、工作、政府壓迫以外，中部四省的居民另一大隱憂，則是健康。2016年4月24日，海洋生物死亡現象還在發生中，據外媒報導，越鋼承包商Nibelc公司底下一名潛水員，在附近海域執行水下作業後死亡，該死者與其他潛水員都曾反映下水後感覺不舒服、呼吸困難。後續越南政府沒有公布其死因報告與潛水員的健檢報告。
值得一提的是，彭保羅得到消息指出，2016年加拿大政府從越南進口的魚中發現汞含量增加；2018年歐盟也告知越南政府，在越南進口魚測出過高的汞、鎘含量；有一些四省居民在污染過後，要到韓國工作，於例行性的健康檢查發現體內含鉛量過高。這些側面的檢驗結果雖不必然與越鋼污染案有關，仍突顯居民承受了較高的健康風險，越南國內卻沒有對居民進行長期的健檢追蹤。
他們挺身而出跨海提告，也憂家人被政府報復…
在越南，天主教是人民心中最堅強支柱之一，從3年前，教區神父就開始協同中越省份的受災居民蒐證、籌備提告。到了今年，共有7875名受災居民委託台灣律師在台灣對越鋼的24個股東提起民事告訴，求償1.4億元，其中證據較充足的原告有51人，剩下的人還在持續準備資料，先象徵性求償1元，日後將會隨著蒐證程度來增加求償金額。
從過去的經驗可知，環境公害訴訟因舉證困難，通常需和開發單位纏訟多年才會有結果。有鑑於越南政府對此案的高度敏感，原告的律師團希望能以全程保密的方式進行這場訴訟。一旦這些原告的身分遭洩露，被越南政府掌握，其家庭很可能將會受到政府的報復或壓迫，他們可以說是冒著相當大的人身安全危險挺身而出，爭取權益。
原告之一的阿南受訪時坦承，他起初並不打算加入提告行列，或參與遊行，「台灣也有越南的官員，他們都是共產黨的人，很怕被認出，家人會受到威脅。」思考到孩子的未來，則是他站出來的動力來源，「我們的生活就這樣了，但小孩還有未來，希望台塑把環境整理好，希望台塑離開越南，要讓後代有更好的生活。」
3年前越鋼對外經理朱春帆在媒體面前公開說出「要魚蝦還是要鋼鐵廠，只能二選一」一言，令越南人民氣憤難平。儘管越鋼第一時間就聲稱開除朱春帆，這句話仍深深烙印在所有關心此案的人心中。彭保羅如此評價：「我希望這不代表台塑越鋼的想法，但從台塑在台灣的作法來看，這很可能就是他們的真心話。他們不在乎工業污染，只在乎賺錢，根本沒有付出什麼企業社會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