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經濟特區所成立的第一家企業是間香港拆船公司的分公司，不過這只是開端而已。鄧小平指派知名的改革派健將谷牧擔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兩會的主任， 負責經濟特區業務。鄧小平也得到廣東與福建兩省省委的全力支持。一切都在加速推行。雖然華僑的資金在四個經濟特區占了絕大多數，但其快速發展也要歸功於日本人與「毛茸茸洋鬼子」（也就是西方投資者）公事公辦的作為。後者開始剝削特區內居民一事顯然並不使鄧小平覺得困擾。相反地，鄧小平公開並相當諷刺地表示，中國的「優勢在於我們相對廉價的勞動力」。
再者關於後者這個議題，鄧小平是比過度謹慎的陳雲更為激進。不過，鄧小平並未與仍具相當影響力且確實是經濟好手的陳雲進行論證。畢竟鄧小平鬥爭華國鋒還需要陳雲的協助。
對內改革：掃除華國鋒聯盟、檢討文革、平反劉少奇
擠掉華國鋒權力的下一步是攆走華國鋒在政治局內四名主要戰友，並且撤掉他們黨內外的所有職位。一九八○年二月，鄧小平完成此項工作，他在第五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把汪東興、吳德、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以及副總理紀登奎全數解職。一九七九年十月，他在與胡耀邦、姚依林和鄧力群的私下會議中，原則上就已經做出這項決定。
同一場中全會上，胡耀邦與趙紫陽當選為政治局常委。此外，中央委員會書記處的十一名書記也進行重組─萬里成為負責農業的書記─且也恢復鄧小平擔任到一九六六年為止的總書記職位。胡耀邦成為新任的總書記。五中全會也做出平反劉少奇的歷史性決定。
劉少奇問題當然與評價「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澤東本人有直接的關聯。此時依據不完整的資料來看，已經平反了超過兩百九十萬名遭受政治壓迫的受害者（這些人還都只是曾被起訴的罪犯而已）。劉少奇暫時還被列為不受歡迎人物（persona non grata）。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九日，葉劍英元帥以中央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以及國務院的名義，在中國建國三十週年紀念會上發言，對劉少奇沒說什麼好話，然而也沒說什麼壞話，這點就已然值得關注。此外，還首度對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下的錯誤提出指責。文化大革命並未僅僅歸咎在如林彪或四人幫等「反黨分子」身上，而是整個黨的領導階層，當然基本是毛主席。從此之後，離平反劉少奇就不遠了，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中共黨史提供了修正版本。
就在葉元帥發表講話之後，鄧小平建立起一個由胡耀邦領導，其中還包括胡喬木和鄧力群的小組，要準備中共過去三十年黨史的官訂新版本《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九七九年十一月，鄧小平在與陳雲、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和胡耀邦討論後，關於劉少奇問題拍板定案。一九八○年一月中旬也就是五中全會前的一個月，鄧小平通知黨工即將要平反「第一號走資派」。他也提到已經備妥的決議文。然而為了阻止任何自由派人士解釋過去的黨史，鄧小平提議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刪除憲法中關於公民有「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權利的條款。一個月後的五中全會，中央委員會全力支持鄧小平；他稍後在九月的第五屆人代會第三次會議上，以「提升民主」名義進行修憲。
劉少奇的遺孀王光美在一九七八年從獄中獲釋，並收到她先生的骨灰罈。一九八○年五月十七日，在北京舉行一場悼念「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儀式上，鄧小平親自發表悼詞演說。之後他緊握著王光美的手說：「是好事！是勝利！」
集權後表態肯定「包產到戶」 徹底改變中國農業
在多變的政治局勢中，鄧小平現在能公開表達包產到戶制的看法。一九八○年五月五日，他在會見幾內亞總統賽庫．杜黑（Sekou Touré）時表示：「最近一兩年來，我們強調因地制宜，在農村加強了生產隊與家庭的生產責任制，獲得明顯效果，生產成倍增加。」五月三十一日，他讚許安徽肥西縣和鳳陽縣轉至包產到戶制的農民。「有的同志擔心，」鄧小平告訴胡喬木和鄧力群：「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關鍵是發展生產力。」
當時並未發表鄧小平的講話，可是透過黨內的管道迅速在幹部間廣泛地流傳開來，同時大幅刺激了包產到戶制的成長。那些原本害怕被上級視為恣意妄為的地方官員，現在把鄧小平的話當成行動的指示。如同中國所說的「一刀切」，全國各地都在劃分土地，根據家戶成員數以及土地肥貧程度來決定每人土地的大小。一九八一年底，百分之九十八的生產隊已經轉移成包產到戶制。半年之後，這個數字接近百分之百。一九八二年六月，百分之六十七的生產隊是「完全包產」制，對照一九八○年十二月時，只有百分之五的生產隊採行包產到戶制。從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二年，整體農民的收入已經倍增。
此時數名學院派經濟學者開始思考，中國應該朝向「依據生產力的實際狀態，降低先前達成的集體化水平」。換句話說，他們開始建議從集體產業的人民公社與生產隊，不是轉到包產到戶制，而是成為以個別農戶為基礎的「新民主」混合經濟模式。他們呼籲中共領導階層要留心蘇聯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建構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堅持必須修正「新經濟政策」的列寧概念。
經濟模式的改變 帶動學術風潮
回溯到一九七九年七月，當時最具有自由派傾向的經濟哲學家之一，和鄧小平、胡耀邦的關係也頗為緊密的中國社科院副院長于光遠，在中國社科院內建立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中的研究學者開始認真研究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建構社會主義和歐共主義的經驗，可是他們主要關注焦點是在布爾什維克黨的新經濟政策以及新經濟政策偉大的理論家布哈林的作品。布哈林遭到史達林的鎮壓，這點完全不影響他們。相反地，還增加他們對布哈林作品與其個人的興趣。這些知識分子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痛恨各種形式的恐怖主義，也包括史達林派的這種在內。
于光遠出任副院長激勵了對布哈林的興趣。一場由義大利共產黨出資、義大利葛蘭西研究所（Gramsci Institute）主持討論布哈林的國際會議，前《人民日報》理論部編輯、知名的歷史與經濟學家蘇紹智也出席了。在羅馬聽到西方與東歐學者的發言後，蘇紹智大為吃驚。當他返回中國後，告知領導階層布哈林過去是個多麼偉大的理論家。蘇紹智的報告引發非常熱烈的回響，因此于光遠決定召開全國性的布哈林學術討論會。這場討論會準備工作耗時半年，最後終於在一九八○年九月於北京郊區舉行。約有六十名社會學者與會，經過數週討論新經濟政策的理論，試圖理解為何無法全面在蘇聯執行的原因，以及在中國套用的方法。在會議結束時，依據于光遠的提議建立「布哈林研究班」，由蘇紹智主持。該班包含三十名社會學者，其中包括了林英。林英來自蘇聯伊萬諾夫（Ivanovo）國際兒童院（International Orphanage）。她一九三七年生於莫斯科。父親是共黨國際的職員，之後歷經了史達林十七年的拘留營生涯。一九三八年，當她的父親因偽造的間諜罪名遭到逮捕之後，只有一歲大的她被送到國際兒童院。一九四九年中國革命之後，她回到中國。林英在尚未回國的前一年就廣為知識分子所知，當時她和「蘇聯東歐研究所」副所長趙洵合譯了羅伊．梅德韋傑夫（Roy Medvedev）的《讓歷史來審判》─這是本由蘇聯異議分子歷史學家對史達林主義強力批判的分析之作。林英被選為蘇紹智的副手。胡耀邦把北京黨校頂樓整層都配給了這個研究班。
研究班成員展現出驚人的能量，立刻準備了由三十七篇外語作品集結而成的兩本譯文集，分別是《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與《布哈林思想研究》。他們也著手翻譯一九七三年出版，由美國蘇聯專家斯蒂芬．科恩（Stephen F. Cohen）所撰寫的布哈林傳記。他們開始以俄文以及一九八○年代移居海外俄羅斯人的翻譯版來熟悉布哈林的理論。
數名中國布哈林專家開始在新成立的中央黨校外國社會主義研究部演講，林英甚至巡迴全國講授布哈林理論。在知識分子圈內，她的演講引起了巨大的興趣。令人敬佩的林英回憶：「大廳內擠滿了人。人們甚至坐在窗台上，每個人都想聽到新消息。」
與此同時，「中央委員會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的國際工人運動史部門成員也研究起布哈林的作品。一九八一年，他們出版了一個厚達三百頁的特別版，整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研究資料》都在是布哈林的相關資料。
一九八一年，中國學者開始出版他們自己關於布哈林的著作。鄭異凡一九五九年從列寧大學畢業，在《世界歷史》上發表首篇關於布哈林的文章，立即引起不小的轟動。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他在中國各種期刊上發表了不下三十六篇關於布哈林生平和作品的文章。鄭異凡斷然表示，布哈林是一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與經濟學家，且史達林談到布哈林的每一件事都是捏造的。他特別提到布哈林跟俄羅斯農民所說的口號有真義：「讓你們自己富足，累積並開發你們的農場。」可以理解他並未與鄧小平眾所皆知的主張先富起來是好事的想法做個比較，但是大家都知道鄭異凡意為何指。
大多數的文章當然都在解釋布哈林的經濟觀點。中國社會科學家承認「這些與當下有關」。他們讚賞布哈林承認蘇聯社會主義是「形式上落後」，他捍衛富農，堅持工業成長直接依賴農業成長，支持調和性調節計畫與市場經濟，也承認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下商品財務關係中的重要性。
社科院的另外一名副院長宋一平，於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間在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工作，他與陳雲都曾就讀於國際列寧學院。宋一平在中國組織第一屆有關史達林於一九三○年代鎮壓蘇聯境內華人歷史的討論會。著名的經濟學家、同時也是經濟研究所的榮譽主任孫冶方，曾經在莫斯科求學與工作（一九二五─一九三○），他也發表了一篇精采的演說紀念史達林主義下的受害者。之後中國社科院開始翻譯蘇聯異議分子歷史學家阿卜杜拉赫曼．阿夫托爾哈諾夫（Abdurakhman Avtorkhanov）的作品，並出版史達林古拉格（譯註一）勞改營內中國倖存者的回憶錄。蘇紹智出版法國歷史學家讓．艾倫斯坦（Jean Elleinstein）一本長篇評論著作《史達林現象史》。他譯寫了作者的原意，告訴中國讀者毛澤東的導師是一名多麼恐怖的獨裁者。「必須廢除史達林現象，」蘇紹智斷定表示：「艾倫斯坦……提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譯註一：古拉格是前蘇聯政府的一個機構，負責管理全國的勞改營。簡稱的意思為「勞改營管理總局」。一九七三年，透過亞歷山大．索忍尼辛發表的著作《古拉格群島》傳到西方，此詞才開始指蘇聯的勞改營和所有形式的蘇聯政治迫害。
鄧小平思想源於布哈林：「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
鄧小平密切注意這一切活動，和胡耀邦一起支持他們。中國社科院與中央黨校的員工們和魏京生那一夥人並不相同，他們不會侵犯到「四個堅持」問題。他們所寫和所翻譯的書印量不多，且都蓋上「官方使用」印章，因此他們不會對大眾產生太多影響。鄧小平發覺這些東西很有用，讓他想起他自己過去從那些倡議新經濟政策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作品中研究馬克思主義。當鄧小平談到自己推行的改革時，顯然是從新經濟政策中吸納了想法。一九八五年，他公開承認「或許」最正確的社會主義模式是蘇聯的新經濟政策。
鄧小平當然支持，或許也鼓勵重提這名新經濟政策首席理論家。尤其是因為在檢視鄧小平思維與陳雲思想的哲學根源時，將會發現是源自布哈林，而非列寧。雖然列寧批准轉向為新經濟政策，把市場和資本主義串接起來。列寧在承認市場調節的必要性時，也提到了蘇聯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國家資本主義（即由國家掌控的資本主義）之存在。相反地，布哈林認為「資本主義的本質……是『 資本家的財產』，不僅僅是市場關係」。他直言告訴列寧：「我認為你誤用了『資本主義』這個字眼。」布哈林的方法顯然與陳雲以及表示「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的鄧小平想法吻合。在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時，鄧小平特別要同志們注意批評「對列寧關於小規模生產，每日、每時且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這一段話的誤解或教條化」，因為「搬錯了」（錯誤地應用）。
可是布哈林和中國改革家們之間唯一的差異點也是關鍵差異，在於布哈林與列寧以及其他布爾什維克主義者都將新經濟政策定義為邁向社會主義的轉移階段，然而鄧小平和陳雲談到的是，在社會主義本身條件下去結合計畫與市場經濟。他們同時堅持儘管包產到戶制全面獲勝，農村還是要保有集體產業。否則他們必須否定一九五五年起所有的政治活動，也就是否定集體化。
逼退華國鋒 鄧小平籌建年輕領導班子
一九八○年九月，華國鋒在鄧小平的壓力下辭去總理職務，並由趙紫陽取代。鄧小平利用這個機會重組領導階層。他本人放棄副總理的職位，還有其他數名「老幹部」也追隨鄧小平的典範，其中有李先念、陳雲與王震。這樣的蛻變被稱為「給年輕同志讓路！」（當然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和王震等從政府職位上退下來毫無意義，因為他們還盤據著黨內關鍵性職位）。
之後的十一、十二月，政治局把華國鋒辭掉中央委員會主席和軍委會主席的問題交由六中全會來解決。葉劍英與其他數名領導人試圖捍衛華國鋒，但一無成果。政治局臣服於鄧小平的壓力，不僅同意撤除華國鋒的職位，還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批評他的「兩個凡是」，以及他的「新大躍進」計畫。
葉元帥承認失敗之後，遵循中國共產黨的傳統被迫進行自我批評。此後他不再工作，前往在廣州擔任市長的兒子那裡，鮮少重回北京。一九八一年六月，他參加六中全會的開幕式，不過旋即離席，顯然不想涉入拔除華國鋒一事。但不需要葉劍英，還是廢黜了華國鋒，並一致通過選舉胡耀邦為黨主席（暫時廢除總書記一職）。鄧小平成為軍委會主席。這個職位極其重要，中國政治權力依然來自槍桿子。
鄧小平的棘手難題：如何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
六中全會也通過耗時一年半準備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鄧小平親自監督此工作小組，跟他們開了十六次會議，仔細閱讀所有草案內容，不斷提出修改以及諮商其他的老幹部。他想完成一份平衡性的文件。一方面要否定所有「左派」的錯誤，另一方面則要留意不在這毛派情感依舊濃烈的社會中造成分裂，而能團結社會。關鍵問題當然是評價毛澤東本人。赫魯雪夫的鬼魂在鄧小平腦中揮之不去。一九八○年八月，鄧小平要以不會讓任何人產生懷疑的方式來處理此事。他在接受義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的訪問時，表示不允許徹底駁斥毛主席。從鄧小平的觀點來看，全面修正毛澤東或許會破壞中國社會主義秩序的基礎，同時對所有老一輩革命分子留下陰影，當然包括鄧小平本人。因為不光是毛澤東，而是所有人都曾犯下過錯。
一九八○年十月，鄧小平決定開放決議案草案給在高階黨幹部圈子中進行討論。有五千六百名與會者，其中包括一千五百名黨校的學生。部分人士認為毛澤東是個暴君，而其他人毫無保留地替毛澤東辯護。可是到了最後，鄧小平還是能達成共識。他們定義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以及他的思想「是黨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決議中也承認毛澤東自一九五○年代末期起就犯下錯誤，尤其是在文革期間，不過這些過錯在他的一生與作為中都是「次要的」。毛澤東的功過是七三開。
在準備決議案期間，一九八○年十一月到一九八一年一月間在北京舉行了一場表面上的審判，對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所認定的文革罪魁禍首：毛澤東的遺孀江青、還加上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陳伯達以及五名林彪親密戰友的前將領進行審判。十人的被告席中有八人曾經是毛澤東旗下的政治局委員。法庭指控他們犯下無數的反革命罪狀，包括迫害黨、國的領導人，意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以及鎮壓群眾。此外，林彪的支持者還被指控企圖謀害毛主席，以及四人幫計畫在「偉大的舵手」過世後在上海發動武裝叛亂。所有人都判有罪，江青甚至大喊：「逮捕我，審判我，就是詆毀毛澤東主席！」儘管張春橋沒有裝腔作勢，但也否認指控。姚文元和前人民解放軍參謀總長黃永勝並未否認所有指控。可是王洪文、陳伯達和其他四名將領都「投降」。一月二十五日，他們全都遭到不同刑期的判決，從王洪文的終生監禁到副參謀總長邱會作的十六年徒刑。江青和張春橋死刑，緩刑兩年執行。可是到了一九八三年，他們的死刑改判為終生監禁。
江青的評價在歷史中是幾分？ 鄧小平：零分以下
基本上鄧小平在判決前就公開表示他認為江青有罪。一九八○年八月，他在回覆法拉奇問題─「對江青你覺得應該怎麼評價，給她打多少分？」─他以不容許反對的口氣回答：「零分以下。」他解釋：「江青幹了很多壞事……江青壞透了。怎麼給『四人幫』定罪都不過分。『四人幫』傷害了成千上萬的人。」以鄧小平的話來說，沒有無罪推定這回事，且他對此也毫無遮掩。
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嚴厲譴責了江青、林彪以及其他人（包括康生在內）的罪行。另一方面，該份決議案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在我黨歷史中具有深遠意義的關鍵轉折點」，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如此一來，鄧小平的歷史角色就此定位，因為所有人皆知是鄧小平帶來此次的「關鍵轉折點」。
至於年邁體衰、為鄧小平付出甚多的葉劍英元帥，中國這名新統治者不再與他維持緊密關係。雖然鄧小平早在一九八四年四月就得知葉劍英身染重病，被診斷出罹患腦血栓和慢性肺炎，可是直到葉劍英於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二日過世之前，鄧小平甚至再也沒去探訪過他。鄧小平不再需要葉劍英。現在只有了不起的作為才能撩動這名具有魅力的領袖了。
*本文選自聯經出版《鄧小平：革命人生》，作者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為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市首都大學（Capital University）歷史學教授、愛德華與瑪麗‧凱薩琳‧吉賀德人文學講座（Edward and Mary Catherine Gerhold Chair in the Humanities）教授。著有《毛澤東：真實的故事》、《布爾什維克與中國革命，1919-1927》（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等多項著作。
譯者梁思文（Steven I. Levine），為美國蒙大拿大學（University of Montana）莫林‧曼斯菲爾德及邁克‧曼斯菲爾德中心高級研究員，哈佛大學博士。出版多本著作，包括《毛澤東：真實的故事》、與韓德 (Micheal H.Hunt)合著的《弧形帝國：美國在亞洲的戰爭，從菲律賓到越南》（Arc of Empire: America's Wars in Asia from the Philippines to Vietn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