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日常奢侈品」對國家稅收無足輕重。中國九成的糖和全部的絲織品、菸草皆為國內自產，也未產生關稅（直到一八五○年代朝廷對國內貿易課以釐金稅才有關稅收入），因此清朝官員若推動這些商品的貿易，將得不到任何好處。官員擔心從台灣輸出的糖數量過大，並不必然表示他們和反對輸出白銀購買絲織品的歐洲重商主義者一樣「反市場」；畢竟他們希望台灣繼續把稻米賣到福建境內的商業、手工業、種茶地區，而不想讓這兩個地方都成為封閉性經濟。清朝官員知道華南沿海許多人不能沒有海外貿易，並也希望這貿易繼續下去，除非那會加劇國安疑慮。但當某些官員察覺到國安疑慮並希望抑制「奢侈品」進口時，他們並未遭遇到利益與其相左的財政、軍事、殖民地事務官員阻撓，因此其遭遇也和歐洲主張抑制白銀出口的強硬派不同。
使歐洲的殖民主義獨一無二的，並不是只有歐陸境外貿易、殖民地擴張、軍事財政主義這三者間的關係。即使中國具有更「歐洲」式的重商主義，中國大概還是無法像歐洲人利用「新世界」那樣來利用「東南亞」。首先，在疾病的對抗能力上，「舊世界」優於「新世界」，而中國沒有與此相當的生物性優勢。但要不是歐洲受益於諸多因素的和合（傳染病、歐洲戰爭、軍事財政主義和奢侈性需求、中國的白銀需求等），歐洲也不可能那樣利用「新世界」。阿佛烈德．克羅斯比（Alfred Crosby）正確地指出，凡是帶著群眾流行病抵達美洲的「舊世界」人民，都有可能使大片地區的人口劇減，但光是病原體本身，並不會使因此被摧毀的社會改頭換面，變成一個出口導向型經濟體，以及在出口那些商品的預期心理下資助大規模移民，傳染病以外的因素同樣重要。
拜英國的時空背景和機制之賜，歐洲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在英國的影響，可能比在沒有兩塊新大陸可供作為揮灑空間的情況下它們所能產生的影響，大上許多。
對歐洲人來說，西歐與東亞商業組織兩者間最大的差異，就在於海外貿易。歐洲人之所以創立新式合夥關係和最終創立股份公司，主要就是為了長程貿易和殖民地拓展。這些新形態的商業組織更清楚地區隔了資本與資本所有人的關係，從而使規模大到非單一投資人所擔負得起的貿易遠航和貨物的一體管理，能夠更順利地問世。
相對的，一艘在東南亞海域做買賣的中國帆船，通常載運多名商人的貨物，而且這些商人或他們的代理人充當船員跟著出海，以船上裝貨的空間充抵當船員的工資。有個學者描述了這些船的模樣，說貨艙分割為許多小隔間，「就像漂浮在海上的廣州城郊市場」，還有些學者推斷這類貿易絕對是「落後」、「兜售式」、「小」資本主義的一部分。但誠如後面會提到的，以如此方式做生意的商人，在大部分航路上與歐洲人競爭都更勝一籌，只要歐洲人未使用武力的話（他們當然可能藉由接受較低的利潤來取得市場，但沒有證據顯示他們這麼做， 而且中國境內較高的資本成本使這不可能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