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與胡適的「始善終隙」，有其原因。他們的分合，雖說最後有政治觀點的分歧，但主要還在於兩人思想觀點的轉變，有以致之。胡適已從疑古而到重建，而顧頡剛仍舊在疑古，最終兩人的思想可說是已「迥然有別」了。而兩人的關係也從「風義師友」，到「由親轉疏」了。其間的各自轉變，是有脈絡可尋的。因此「由合終分」，這已不是偶然，而是歷史的必然了！。但最終鬧到不念師生之情，大肆批判，則是政治的扭曲，而做了許多違心之論。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日，顧頡剛以上海學院教授的身份，至上海《大公報》館，參加王芸生主持的「胡適思想批判座談會」。與會的有沈尹默、周穀城、蔡尚思、吳澤、張孟聞、劉鹹。顧頡剛在當天日記裡寫道：「今日會上，和胡適有直接關係者只我一人。此會當是北京方面命開者，而我則為其提名，不容不到，故連日有電話來催迫。」六日，顧頡剛將當天發言記錄稿改寫，題為《從我自已看胡適》，刊登於十二月十六日上海《大公報》。在該文，顧頡剛先談到他和胡適的學問關係，在「對胡適思想的批判」一節，顧頡剛提到他的《周易卦爻中的故事》和《從〈呂氏春秋〉推測〈老子〉之成書年代》被胡適反駁，他引用錢玄同的話，認為胡適的思想倒退。在「為批判胡適而聯繫自已」一節，顧頡剛說：「……這二十年來，我陸續發現了胡適的種種毛病，交誼也由枯萎而死亡，但為了小資產階段的溫情主義所限，不肯對人說。現在覺悟到應該嚴格分清敵我，所以我確認胡適是政治上的敵人，也是思想上的敵人，惟有徹底清除他散播的毒素，才盡了我們的職責。」這是顧頡剛正式與胡適劃清界線的宣言。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顧頡剛被選為全國政協二屆委員，在二十四日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他深刻地檢查了他在解放前與胡適之間的關係。為此，他從十八日起就開始寫發言稿，並徵求辛樹幟、李平心、吳晗、侯外廬、尹達等十人之意見，歷經七天而後定稿。在這篇長達三千字的發言稿中，他說：「我在故紙堆裡摸索多年，知道宋代學者有強烈的批判精神，清代學者有精密的考據功夫，心想如果能把這兩種好處合而為一，整理工作必可做好，就用全力去追求之。以後又接受了胡適的治學方法，‘第一個起來擁護他’。自一九二一年討論《紅樓夢》，至一九二六年出版《古史辨》第一冊止，這期間‘我的研究工作大體上是跟著他走的’。」「解放以前的三十年中，胡適所以能在反動政權的範圍內，以文化界領袖自居，……我是在一定程度上，替他造成他的虛名和聲勢的一個人。
這就是我對學術界和全國人民，最抱疚的事情！」。這話雖有責備求全、過甚其辭之嫌，但也能反應出顧頡剛與胡適，有一段頗長的親密關係。接著他說：「至於我的學問的實質和基本方法，原是宋人和清人給我的，……到底是在祖國的長期文化裡的自生自長的，……至於我想把經學變化為古史學，給我最有力的啟發的是錢玄同先生，同胡適絕不相干，胡適還常常用了封建思想給我們反駁呢？」又指斥胡適「販賣空疏的、反動的實用主義」，「大吹大擂」，「賣空買空」，「拿章炳麟、王國維的著作來比較，他實在差得很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