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是最原生的史料，它的價值高過於回憶錄，因為雖然同為出自當事人的手筆，但前者是當天紀錄的文字；後者是經過多少年後的回憶記痕，經常會有種種的失誤。除此之外，日記因為是記給自己看的，因此就更「真實」了。正如周作人所說的：「日記與尺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的東西，因此比別的文章更鮮明的表出作者的個性。詩文小說戲曲是做給第三者看的，所以藝術雖然更加精煉，也就多有一點做作的痕跡。信劄只是寫給第二個人，日記則給自己看的（寫了日記預備將來石印出書的，算作例外），自然更真實更天然的了。」
《顧頡剛日記》起於一九一三年，終於一九八〇年，其間經歷六十餘年。字數達六百萬餘言，可謂他一生的實錄。他也寫得很用心，他說：「我記日記之初，本沒有很多話。不料一經下筆，論議就混混而來，不能自休。一天的日記，輒費半天的功夫，寫去八、九頁的格紙，把我做事光陰便消耗多了。」（1919.1.15日記）也就由於他認真的態度，他的整部日記保留了許多珍貴的史料。從最早的《檀痕日記》，它可說顧頡剛早期看舊戲的心得報告，從這些看戲的經驗中，後來他悟出一個道理；「知道故事是會得變遷的，從史書到小說已不知改動了多少（例如諸葛亮不斬馬謖，而小說中有揮淚斬謖的事；楊繼業絕食而死，而小說中有撞死‘李陵碑’的事），從小說到戲劇，又不知改動了多少，甲種戲與乙種戲，同樣寫一件故事，也不知道有多少點的不同。」（《古史辨自序》）他這些觀點後來成為他「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一說的誘因。
一九一八年八月，顧頡剛喪妻，後經好友王伯祥、葉聖陶之介，認識殷履安。後來他向祖母說起殷氏，得到祖母應允，於是便派人去求親。為了這門親事，顧頡剛煞費苦心，因為長輩篤信算命，除在生辰八字上做文章外，又費盡唇舌，終才底定。在日記上留有非常詳盡的批命格、合婚、送禮等細節，這些都是研究民俗極寶貴的一手資料。另外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二月、三月的最後一天的日記裡，顧頡剛詳細地紀錄了當月生活的帳目，因此我們得知當時他的月薪才只有百元，他一月份收到《小說月報》的稿費三十元，二月份收到《詩經》論文稿費五十一元，《後期小學國語教科》特酬六十元。這些稿費對他來說無疑地是很重要的收入，我們同時也知道當時的物價指數，例如熱水瓶三元、皮鞋五元二角六分、《東方雜誌》全年三元六角、明本《左傳》一元等等。而到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記，他更增列一年來所作文章，約九萬字。次年年底的日記，更增列一年來所編的書、所辦的事，除此而外還附有一長串的友人通訊錄，因此我們得知徐志摩曾住在「兵部窪中街三十九號」，陳衡哲是住在「都城隍廟街八號」等等，都是極富史料價值的。
一九二四年四月間顧頡剛認識北大學生譚慕愚，開啟一段「師生」的婚外戀情，長達半個世紀，其間曲折起伏，波瀾壯觀。但在這之前因日記尚未發表，因此知道內情的人並不多。筆者在《五十年來千斛淚——顧頡剛的感情世界》一文（臺灣《傳記文學》2007年7月號）已詳述，其中相當多的資料來自其日記及
書信。
顧頡剛長久有失眠之苦，但大家想都想不到的是音樂家江文也曾為他作過按摩之術。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日記雲：「按摩之術，予所未經。此次因文懷沙之介，邀中央音樂學院教授江文也來施手術，自首至踵，捏得甚痛，欲使神經恢復正常也。別人經此手術即便睡去，而予不然，知此病之深矣。」江文也因留日，所習得的應該是日本的「馬殺雞」（massage）之類的按摩。
《顧頡剛日記》有別於其他的日記，在於顧氏在晚年重看日記後，常常在該天的空白處，再補記對某事的看法或感想。如此一來，前後數十年的不同觀點並存於該日記中。而這後來的觀點有的是補充說明當時的看法的；而有的卻是經政治的扭曲，而作的違心之言。這是讀該日記所不能不辨者，僅就其中幾件較為重大的事件，舉例說明之。
顧頡剛與魯迅交惡，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的日記上他說：「魯迅對於我排擠如此，推其原因，約有數端：（1）揭出《小說史略》之抄襲鹽穀氏書。（2）我為適之先生之學生。（3）與他同為廈大研究教授，以後輩與前輩抗行。（4）我不說空話，他無可攻擊。且相形之下，他以空話提倡科學者自然見絀。」但到了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一日，他又在日記上補上了洋洋灑灑的三千餘言來解說，他說：「倘我不在此冊空頁上揭露，後人必將無從探索，故勉強於垂盡之年略作系統之敘述，知我罪我，聽之於人，予惟自誓不說亦謊話而已。」可惜的是他當年誣指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襲日本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一事，始終沒有認錯，甚至提都不提。我們從日記得知當年是他把這錯誤的消息告訴陳西瀅，陳西瀅也不察就把它公佈報上，造成魯迅的痛駡陳西瀅。據推論魯迅當時可能不知謠言的製造者是顧頡剛，否則以魯迅的脾氣絕對不會放過顧頡剛的。後來顧頡剛的女兒顧潮教授仍認為「為了這件事，魯迅自然與父親亦結了怨」，恐是不確的。因為他們兩人剛到廈門大學時，還「同室辦公，同桌進餐」。而魯迅還「函日本友人，囑將內閣書庫所藏明本之序文抄出」，熱心地為顧頡剛找資料，假使在這之前魯迅就得知陳西瀅之說是顧頡剛造的謠，則斷無此舉。因此結怨是在這以後的事，而另有原因的。
顧頡剛與胡適的「始善終隙」，有其原因。他們的分合，雖說最後有政治觀點的分歧，但主要還在於兩人思想觀點的轉變，有以致之。胡適已從疑古而到重建，而顧頡剛仍舊在疑古，最終兩人的思想可說是已「迥然有別」了。而兩人的關係也從「風義師友」，到「由親轉疏」了。其間的各自轉變，是有脈絡可尋的。因此「由合終分」，這已不是偶然，而是歷史的必然了！。但最終鬧到不念師生之情，大肆批判，則是政治的扭曲，而做了許多違心之論。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日，顧頡剛以上海學院教授的身份，至上海《大公報》館，參加王芸生主持的「胡適思想批判座談會」。與會的有沈尹默、周穀城、蔡尚思、吳澤、張孟聞、劉鹹。顧頡剛在當天日記裡寫道：「今日會上，和胡適有直接關係者只我一人。此會當是北京方面命開者，而我則為其提名，不容不到，故連日有電話來催迫。」六日，顧頡剛將當天發言記錄稿改寫，題為《從我自已看胡適》，刊登於十二月十六日上海《大公報》。在該文，顧頡剛先談到他和胡適的學問關係，在「對胡適思想的批判」一節，顧頡剛提到他的《周易卦爻中的故事》和《從〈呂氏春秋〉推測〈老子〉之成書年代》被胡適反駁，他引用錢玄同的話，認為胡適的思想倒退。在「為批判胡適而聯繫自已」一節，顧頡剛說：「……這二十年來，我陸續發現了胡適的種種毛病，交誼也由枯萎而死亡，但為了小資產階段的溫情主義所限，不肯對人說。現在覺悟到應該嚴格分清敵我，所以我確認胡適是政治上的敵人，也是思想上的敵人，惟有徹底清除他散播的毒素，才盡了我們的職責。」這是顧頡剛正式與胡適劃清界線的宣言。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顧頡剛被選為全國政協二屆委員，在二十四日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他深刻地檢查了他在解放前與胡適之間的關係。為此，他從十八日起就開始寫發言稿，並徵求辛樹幟、李平心、吳晗、侯外廬、尹達等十人之意見，歷經七天而後定稿。在這篇長達三千字的發言稿中，他說：「我在故紙堆裡摸索多年，知道宋代學者有強烈的批判精神，清代學者有精密的考據功夫，心想如果能把這兩種好處合而為一，整理工作必可做好，就用全力去追求之。以後又接受了胡適的治學方法，‘第一個起來擁護他’。自一九二一年討論《紅樓夢》，至一九二六年出版《古史辨》第一冊止，這期間‘我的研究工作大體上是跟著他走的’。」「解放以前的三十年中，胡適所以能在反動政權的範圍內，以文化界領袖自居，……我是在一定程度上，替他造成他的虛名和聲勢的一個人。
這就是我對學術界和全國人民，最抱疚的事情！」。這話雖有責備求全、過甚其辭之嫌，但也能反應出顧頡剛與胡適，有一段頗長的親密關係。接著他說：「至於我的學問的實質和基本方法，原是宋人和清人給我的，……到底是在祖國的長期文化裡的自生自長的，……至於我想把經學變化為古史學，給我最有力的啟發的是錢玄同先生，同胡適絕不相干，胡適還常常用了封建思想給我們反駁呢？」又指斥胡適「販賣空疏的、反動的實用主義」，「大吹大擂」，「賣空買空」，「拿章炳麟、王國維的著作來比較，他實在差得很遠」。
這話不僅刻意地再度與胡適劃清界線，還拉高了批判的嗓門。因此據他十二月二十六日日記記載，二十四日他發言完畢，周恩來即告訴他「發言甚好，很清楚」。二十六日當天，顧頡剛見毛主席、劉少奇委員長、彭真市長，「亦均謂予發言好，與周炳琳（枚孫）二人為最佳。這是我想不到的成功。」言下之意，頗有點沾沾自喜的況味。
一九五五年三月五日，中科院召開「胡適歷史觀點批判第一次討論會」。由尹達主持，顧頡剛發言了一個小時。他在當天日日記中說：「近來批判胡適歷史學、考據學的文字中，常常牽到我和《古史辨》，因此我在今天會上說個明白。」為此，他在幾天前就準備了題為《考據學的反封建性》（但未寫完）的發言稿，在稿中他說：「考據學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學問，它以求真為目的，以古代文獻（可能時也加上實物）為資料，以樸素的唯物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邏輯為方法。嚴格說來，它在中國學術史上有九百年的歷史。從它的萌芽期說來，則已有二千餘年的歷史。在科學知識未傳入中國以前，考據學比較中國原有的理學、文學、政治學等，是最實事求是的學問。它提出了許多問題，也解決了許多問題，可以說是中國的科學。」顧頡剛本意是要為考據學說句公道話，他認為考據學是反封建的。奈何與會者聞之大嘩，他們群起而攻之，認為考據學惟為封建統治者服務。顧頡剛反駁道，那是封建統治者為了私圖，或改古文、或易本義，而考據學之目的正在求真。但顧頡剛終究無法折服眾人，因為這已不是學術上的討論了，而是政治上的洗腦。因此他不得不在會後作出檢討書，自認錯誤有二：「其一，評胡適的演變方法無毒素；其二，謂予與胡適分路後即不受其影響。」（見1955.3.15日記）但事情仍沒那麼容易善了，到了三月二十六日，在統戰部的批判會上，顧頡剛接受尖銳激烈的批判。學者王汎森在談到在批判胡適集團的風潮時，顧頡剛曾經是那樣避忌談到自已曾受胡適的影響，他舉例說：「根據梁從誡的《胡適不是研究歷史而是在歪曲歷史》一文（《歷史研究》一九五五年三期，頁五十）的說法，顧頡剛在一次開會談到自已和古史辨派的時候，只談到某些個人如章太炎、梁啟超等人對他的影響，並竭力否認胡適對他的影響。此事在李錦全《批判古史辨派的疑古論》（《中山大學學報》，一九五六年第四期，頁七十六）中亦被提出強調。」
直到一九七○年代，我們看到顧頡剛在日記上補寫了一段話：「看此段文字，知我那時引為學術上之導師的，是王國維，不是胡適，而數十年來，人多詆我為‘胡適門徒’，則以《胡適文存》銷行之廣，絕非《觀堂集林》可比也。胡適利用我能為彼搜集資料，以此捧我，又給我以生活費，使我甘心為他使用，與朱家驊之百般接近我，以金錢為餌，同為政治手段。此種手段，只能買我一時，絕不能買我永久。至於我之心儀王國維，則是我一生的不變看法。我之成績不及彼，則是時代動盪所構成，非……」。這些完全是違心之論，讀者不可不辨。
可見在當時的政治風潮不劃清與胡適的關係，或不對胡適思想批判的話，只有讓別人來批判你了。我們對此情況，必須有「同情的瞭解」。顧潮後來指出，「儘管這場‘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對學術界傳統的研究方法、學術思想和思維方式（也即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作了摧毀性的批判’但其‘旨在改變時代的風氣’（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讓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夾起尾巴改造自已而已，故父親也就得以過關。」
顧頡剛在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重看他五十年前的日記，寫下了這段話：「此冊為我三十歲日記，在我夫婦的多病的身體條件下，在我家庭矛盾的高度發展下，在社會各界的多方拉攏下，在遷家運書的不安定生活下，我的考辨古史的體系竟得在這時建立起來，為我一生學術工作打好基礎，真是千難萬難的事，覽此駭痛。此值得保存的一冊，後人幸勿輕棄，是所望也。」顧頡剛對他的日記是十分看重的，確實從這半個多世紀的生活實錄，我們除了看到一位謹厚寧靜的恂恂學者，為了學術奮鬥不息的身影；也看到了時代風雲詭譎、翻天地覆的面影。《顧頡剛日記》為我們留下了太多寶貴的資料，最後用他的話說：「後人幸勿輕棄，是所望也。」
＊作者為文史作家，曾製作及編劇《作家身影》紀錄片，著有《人間四月天》、《傳奇未完──張愛玲》、《色戒愛玲》等數十本著作，本文選自亞洲考古學會微信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