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在當時的政治風潮不劃清與胡適的關係，或不對胡適思想批判的話，只有讓別人來批判你了。我們對此情況，必須有「同情的瞭解」。顧潮後來指出，「儘管這場‘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對學術界傳統的研究方法、學術思想和思維方式（也即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作了摧毀性的批判’但其‘旨在改變時代的風氣’（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讓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夾起尾巴改造自已而已，故父親也就得以過關。」
顧頡剛在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重看他五十年前的日記，寫下了這段話：「此冊為我三十歲日記，在我夫婦的多病的身體條件下，在我家庭矛盾的高度發展下，在社會各界的多方拉攏下，在遷家運書的不安定生活下，我的考辨古史的體系竟得在這時建立起來，為我一生學術工作打好基礎，真是千難萬難的事，覽此駭痛。此值得保存的一冊，後人幸勿輕棄，是所望也。」顧頡剛對他的日記是十分看重的，確實從這半個多世紀的生活實錄，我們除了看到一位謹厚寧靜的恂恂學者，為了學術奮鬥不息的身影；也看到了時代風雲詭譎、翻天地覆的面影。《顧頡剛日記》為我們留下了太多寶貴的資料，最後用他的話說：「後人幸勿輕棄，是所望也。」
＊作者為文史作家，曾製作及編劇《作家身影》紀錄片，著有《人間四月天》、《傳奇未完──張愛玲》、《色戒愛玲》等數十本著作，本文選自亞洲考古學會微信號。授權轉載。
